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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知遇蔡元培:大总统甘当北大伯乐

风云人物  2020-10-11 14:000

民国初年,云波诡谲,过客匆匆,开国大都督与两任大总统黎元洪,占据了重要一页。可是,长期以来,黎氏却盖棺难定论,评价两极。这里仅就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台前幕后,说一说这位人们印象中的“武人”对教育、对文人的态度。

外国记者笔下的“儒将”

史书论及黎元洪,大多将其划归武人一类。从近年来发现的大量中外原始资料看,黎氏是一个徒有武人外形的文人雅士。他学贯中西、手不释卷,他的书法作品,尤其是他重用文人与尊师重教,令人称道。

1920年,他捐资3万银元创办了湖北黄陂第一所中学——私立前川中学。接着,他出资10万元拟建江汉大学,并准备让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长女主持。只因时局动荡未果,后改建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他还不拘一格地让入伍的秀才因材得职,并推动选拔人才走出国门,使当时湖北的留学人数约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

黎任清廷湖北新军旅长(协统)时,时军中正在教唱张之洞填词的军歌,颂扬清朝“仁政”。投笔从戎的知识青年潘康时,竟将歌词中的“大清深仁厚泽十余朝,列圣相承无异舜与尧”,修改为“大清篡窃已历十余朝,列代相承无异金与辽”。这在当时可是杀头的大罪,可是被告发到了黎大人那里,居然逢凶化吉:不仅未给他加罪,反而认为人才难得,调到身边当文书。后逐步提拔为排长和连长。接下来,潘成为辛亥革命中湖北队官(连长)革命第一人。

德、法军事观察家来汉考察,黎以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之交流,洋人在张之洞面前称赞黎为“知兵之将”。英国记者埃德温·丁格尔采访他后写道:“黎元洪将军具有中国人特有的儒雅,用英语跟我谈话……他具有深邃的洞察力,这是一般军人所无法企及的。”(《CHINAS REVOLUTION :1911-1912》,中译为《中国革命记:1911-1912》,1912年英文伦敦版)

黎元洪乐当北大伯乐

蔡元培是武昌首义后才听说黎元洪的名字。他们两人的名字联在一起,是在武昌首义阳夏之战结束、南北停战议和开始之时。此间,南方民军的首脑机关,出现了中央军政府设鄂、临时议会设沪的“双包案”。据《蔡元培日记》披露,1911年11月28日,蔡元培应陈其美之邀,从德国返回上海。12月2日南京光复后,同盟会与各省在沪代表蕴酿推举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政府。

返国几日,党人告诉蔡元培,黎乃被迫起义,又正在与北洋军妥协,认为黎当大元帅不妥。于是,蔡在开会前一天找到立宪派大佬、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建议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在场的章太炎也表赞同。次日,蔡元培提名黄兴后,各省代表一致通过,于是大元帅一职顺利定下。正在这时,章太炎站起来,垂泣而立称,黎元洪是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应举黎为副元帅。即获通过。

当时,身在武昌前线的中央军政府大都督黎元洪得知后,立即通电反对。因为早在阳夏之战设坛拜将时,就已经向世人宣示:黎是刘邦,黄是项羽。现在岂能本末倒置。后来虽然改任黎为大元帅,黄副之,但黄兴已经掌握了组阁权,武昌集团被排斥在外。此时黎氏的失落心情,可想而知。

不过,黎就任大总统后,表现得很大度,他打破党同伐异的用人陈规,拟任蔡元培为浙江省长(未果),意在组成“全民政府”。

1916年7月12日,黎元洪将教育总长孙洪伊改任内务总长,由范源廉长教育部。这时,社会名流纷纷呼吁整顿北京大学。黎首先想到的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西方化的新学制(史称“壬子癸丑学制”),以及将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的惊世之举。觉得蔡氏堪当大任。

这年9月的一天,范向黎报告: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做不下去了,汤尔和与马叙伦建议将蔡元培请回来掌管。黎顿时眉开眼笑地说:“很好,正合吾意。”于是,先由范源廉致电蔡: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万顿大贤主宰,师表群俭。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9页)

而后,黎沿用蔡元培当年改革北京大学的任命程序:由黎大总统签署“中华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简字第七百九十二号”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并经国务总理段祺瑞与教育总长范源廉附署生效。

蔡元培应召回国,经沪抵京。他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回忆说:

“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1934年1月1日)

蔡元培走马上任后,面对教育经费困难,黎氏首先从自己做起,不惜压缩总统府预算,自减薪水,即由袁世凯规定的191.5万元/年,减为57.465万元/年。挤出资金扶植教育。

黎与蔡讨论女子应该参政问题时,黎说,有人以妇女程度不够为由反对。蔡反驳道:只问妇女参政该不该,不能问她们程度够不够,纵然不够,也可用教育补足不能剥夺其权利(姚全兴:《蔡元培的男女平等思想》见《历史知识》1981年第4期)。得到黎氏点头后,北大开始招收女旁听生。

在黎的大力支持下,以及陈独秀等的襄助下,蔡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谱写了北大的现代传奇。

蔡元培欢迎黎复位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半年后,因发生张勋复辟,黎元洪下野,蔡也宣布辞职。不过,在复辟闹剧流产后,蔡于当月重返北大。

时隔五年后的1922年夏,举国上下响起了一片要求徐世昌下野,欢迎黎黄陂出山的声浪。

这年5月13日,由知名学者胡适起草,经蔡元培、李大钊、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16人联合签署的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提议,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刊第二期上发表。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基本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

黎氏鉴于第一次当国的前车之鉴,正式发出通电,提出了“裁兵废督”的主张,声称各省督军“先行解职”之时就是他复位之日。

黎电发出后,就连控制局势的直系军阀头目曹锟与吴佩孚,也表示臣服。各地军阀亦纷纷效尤。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获悉后,觉得该是“好人政府”法统重光的时候了。当胡适建议他不要发电催促黎元洪莅京时,蔡仍坚持己见,表示“西南方反对旧国会,揭一黎以与孙对待而开议和,似亦未为不可”。于是,他于6月8日联袂王家驹、李建勋、毛邦伟等10人,代表教育界发表通电,欢迎黎氏北上。电文云:

天津黎大总统钧鉴:

中央政府负责之人,考量事实,非公莫属。务恳俯顺舆情,维持大局。事关国脉,万乞即日莅京,勉任艰巨,无任祈祷之至。(《民国日报》,1922年6月10 日)

这年6月11日早上8时,黎就登上了赴京复职的专列,在王家襄、吴景濂以及直系各省代表陪同下,自天津赴北京,于11时抵达北京,北京火车站与沿途街道彩旗飘舞,仪仗队鸣枪欢迎。下午在幕僚和各界名流的前呼后拥下,黎前往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总统就职典礼。

黎氏重作冯妇后,北京城内出现了一些开明气象。黎有意任蔡元培为教育总长,李大钊为次席(《世界日报》,1927年4月10日)。蔡李皆不就,遂改蔡的好友汤尔和就任。此时的蔡元培前所未有地关心政治,他和林长民等名流一样,知道黎元洪和他的好人政府来之不易,又发动北京86个团体,于“双十节”国庆这天,在天安门前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国民裁兵大会。那天他亲自担任大会主席,还请出黎大总统当场发表同意裁兵的演说。广场上彩旗招展,五六万人的口号声,响彻天空。

黎任命的“好人内阁”粉墨登台果然不负重望,汤尔和一出任教育总长,就按黎氏的旨意,从罗文干手里弄来了一笔钱,缓解燃眉之急。因为当时北大的教职员工,已经五个月没发薪水了。经蔡元培斡旋,教育部先拨给北大两个月的工资。这真好似久旱逢雨,“北大派”一下来了劲,蔡元培和胡适、丁文江等“努力会”成员,似乎看到了法统重光的一线希望。

蔡元培挂印而去

不久,因罗文干卷入曹锟与吴佩孚的内斗,罗文干成为牺牲品。导致蔡元培于1923年1月17日第六次辞职。

罗文干时任财政总长,曾经在北大任教。罗因金佛郎案被逮捕后,司法机关查无证据将罗放了。不料,教育总长彭允彝竟然在国务院会议上,提案将罗再抓起来。蔡元培了解罗的人格和清白,为了抗议行政干预司法,不与违背法治的北洋政府为伍,他正式向黎元洪和教育部提出辞职,并公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辞职声明。还写了一篇《关于不合作宣言》,发表在上海《申报》上。

1月19日下午,为众议员对阁员的票时间。北京大学等校的数千名学生前往众议院请愿,他们手执“驱逐教育界败类彭允彝”的小旗子,在队伍前举着一杆大旗,上书“警告国会”四个大字。可是,当队伍游行到众议院门口时,吴景濂竟指使警察毒打赤手空拳的学生,当场受伤者二百余人。当学生队伍被驱散后,多数议员居然投了彭的同意票。顿时引起全国学界的愤怒。1月20日,北大全体教职员呈黎大总统文,并发表宣言,恳请罢免彭允彝教育总长职务,挽留蔡元培校长。1月24日下午参议员投票时,北大等42所学校五千余学生,前往参议院请愿。要求该院否决众议院对彭的同意案……

到了6月23日,在杭州西湖的蔡还和胡适商定三个稿子,分别是给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大教职员和北大学生会的公开信,继续他和军阀政府的不合作。蔡元培的这次辞职社会反响很大,因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彭允彝不得不下台。

蔡元培辞职赴津后,黎元洪和国务院通电挽留,并不予批准,造成蔡辞职不成。但他不再到校,由蒋梦麟代理校务。北洋政府始终没有免蔡元培的职。

1911年11月上旬,宣统三年辛亥年,辛亥革命爆发,在陈其美去电催促下,蔡元培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12年1月4日,民国元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中华民国国歌)

1月19日,民国元年,他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大学令》和《中学令》,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大学和中学校令,他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键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

2月,鲁迅被他邀请到教育部任职。

1912年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

1913年,民国二年蔡元培46岁时,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年夏,黎元洪的北京政府终于明令恢复了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一些浙江籍议员还发电给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说是要推选他当浙江省督军。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

1916年12月26日,民国五年,蔡元培49岁时,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

1917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

1917年,蔡元培邀请著名哲学家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

1917年,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从日本东京返北京,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1917年7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那就是抗议张勋复辟。

1917年10月,民国六年,蔡元培50岁时,主持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

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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