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清末新军军官的黎元洪，在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中被革命党人推举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由此登上了民国的政治舞台。黎元洪的政治生涯跨越晚清和民初两个时代，曾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绝无仅有。黎元洪在天津逝世时，正值北伐军行将占领京津，国民党即将统一全国之时，黎元洪的葬事也因此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为北洋时代国家元首所举行的第一场国葬。
晚年黎元洪：失意政治家变身著名实业家
出身清末海军的黎元洪，与人们印象中的传统旧军阀有着许多不同。黎元洪能讲流利的英语，在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他曾被任命为自强军英文翻译。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后，也曾让黎元洪协办纺织四局和汉阳铁厂、兵工厂的事宜。黎元洪在清末时还曾先后三次赴日本考察，对日本近代的军事、教育等事业有着深入的认识。他的日常生活十分西化，平时都吃西餐，穿西装。
自1923年起，黎元洪人生的最后五年里，基本上不再过问政治。1923年11月他自上海东渡日本疗养，1924年5月返回天津，此后直到逝世，他都一直寓居天津。黎元洪在天津的房产，主要有两处，一处位于英租界盛茂道，另一处位于德租界威廉路，后者即“容安”别墅。
政坛上不尽得意的黎元洪，在人生的暮年将精力倾注于实业投资上。早在一战前后，黎元洪便已开始投资实业。晚年做起“寓公”后，他更是专心此业，一发而不可收。黎元洪的投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银行、矿产、木材、纺织、食品、机械、证券、保险等等行业，投资金额不下三百万元。可以说，晚年的黎元洪已然从一个政坛上的失意者，变成了当时中国最成功的著名实业家之一。
与此同时，黎元洪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晚年长期饱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困扰，而国内时局的动荡与激变，也冲击了他的实业投资，带来进一步的打击。1928年5月25日，黎元洪在观看赛马时突然晕倒，随后病情加重。他自知时日无多，于6月1日口述遗嘱，并通电全国，6月3日病逝于寓中，享年65岁。
黎元洪的遗嘱共十条，所言皆为国家大事。这位首义都督在弥留之际，对于当时国内纷乱的时局仍然忧心忡忡。他特别强调，希望从速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并实行垦殖，振兴实业，更强调“数千年立国之根本精神、道德礼教，常较物质文明尤为注重”，并希望“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正一路高歌，抵近京津，“全国统一”胜利在望。并非革命党出身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一些国民党人看来似乎并不那么值得称颂。事实上，多年之后流传甚广的“床下都督”之误说，其制造和传播过程中，也是一些国民党人起了作用。不过，在北伐行将统一全国的1928年，面对溘然长逝的这位首义都督和前大总统，南京国民政府仍然给予了很高的礼遇。
首义都督身后事：一场聚集新老政客的国葬
在获知黎元洪逝世的消息后，南京方面立即由谭延闿、于右任起草发布了一份国民政府令：“前大总统黎元洪，辛亥之役，武昌起义，翊赞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利诱威胁，义不为屈，凛然大节，薄海同钦。”并表示“所有丧葬典礼，著内政部详加拟议，务示优隆，以彰崇报元勋之典。”
黎家人鉴于时局，也自知国民党即将进占津京，成为中国的新主人，因而对于黎元洪的葬事也主动向国民党示好，希望由南京政府出面主持。黎元洪之子黎绍基、黎绍业兄弟在6月7日便向谭延闿、李烈钧发去电报，表示“先君与孙先大总统，同创共和，谊犹昆弟……与革命精神，原无或异……此次身后大事，关系中外观瞻，苫块昏迷，罔知所措。”因此他们希望谭、李二人对于黎元洪葬事的操办“不吝教诲，敢恳指示礼仪，期慰先灵于地下。”
可见，在黎元洪逝世后的第一时间，黎家便与国民党方面就达成了默契：由南京国民政府出面主持操办黎元洪葬事。很快，内政部在六月下旬便拟出了黎元洪葬事办法五条：“一、举行国葬;二、国葬费一万元，由内政部员会同遗族办理;三、葬时由内政部呈请国民政府派员致祭;四、临葬之日，由政府通令全国官署及各团体，均下半旗志哀，并由所在地地方官吏派遣军队乐队护送;五、掩圹时由特派员与承办葬事专员亲临监视，鸣礼炮十七发。”
时值夏季，天气炎热，在黎元洪去世的第二天，其遗体便已入殓。黎元洪身着大总统制服，佩戴指挥刀和勋章，此外棺木内并无太多随葬物品。至7月16日，黎府决定在黎元洪停灵的英租界寓所内开放来宾吊唁，并定于7月19日出殡。
就在黎元洪逝世的当天，张作霖离开北京，退往关外，第二天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在爆炸中伤重不治。6月12日，阎锡山部接收天津，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即宣布“统一完成”。因此，7月中旬天津黎府的吊唁活动，也成了改朝换代后新老政客的一次公开“表演”。
作为天下新主的国民党，在此次吊唁活动中自是颇为积极。16日，阎锡山即电令天津市各机关团体下半旗致哀。国民政府代表、天津市长南桂馨当天上午亦身着礼服，前来致祭。在随后的三天吊唁活动中，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均委派代表前来黎府致祭，并献上挽联。
与此同时，刚刚被推翻的北洋政府的前朝元老们，也出现在了这场吊唁中。曾与黎元洪在“府院之争”中斗争激烈的前执政段祺瑞，也自备祭文前往吊唁。此外，一直反对国民党北伐，后以“中华民国遗民”自居的同盟会元老章太炎，也送来了一副特别的挽联：“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在称赞黎元洪共和首义之功的同时，也对国民党北伐推翻北洋政府感到不满和失望。
19日上午，黎元洪的灵柩由一辆从北平运来的由前清宫中御辇改造的灵车起运出殡，移往容安别墅暂厝。出殡队伍中还有众多僧侣沿途诵经，乐队奏乐，甚至还有小学生参与送殡。灵车途经之地，引来众多市民围观，场面颇为壮观。此后的10月26日至28日，国民政府在北平北海公园天王殿，又举行了一场公开的追悼吊唁会。
荣归故土：武大宋卿体育馆也是一座“纪念碑”
黎元洪去世的第二年，其夫人吴敬君亦在天津病逝。早在黎元洪逝世时，黎家子女就遵照其生前遗愿，计划将父亲灵柩运回武昌安葬。黎夫人逝世后，亦准备与先夫合葬。黎家最终选定了武昌卓刀泉以南一座名叫“土宫山”的小山丘作为墓址。
1933年4月1日，黎元洪夫妇的灵柩由天津容安别墅起运，4月11日抵达汉口，暂停于辛亥革命阳夏战争激战的故地——刘家庙车站，第二天抵达汉口大智门车站，随后灵柩经过汉口市区，由轮渡过江，在武昌汉阳门码头登岸，再经过武昌市区后最终运抵洪山宝通寺停灵。湖北省的党政军要员和汉口市民群众均沿途迎灵致祭，场面壮观。
宝通寺是武昌最著名的佛寺之一，地处武昌城东郊。辛亥革命阳夏战争时，因武昌城内都督府处于对岸清军炮火射程内，黎元洪曾暂避于宝通寺内指挥起义民军的战斗。寺院周边盛产的一种武汉本地特色蔬菜“洪山菜薹”，据说也是黎元洪晚年念念不忘的故乡美味。在入土奉安前的最后时刻，黎元洪得以回到宝通寺暂厝，对他的在天之灵，也是一种告慰。
停灵宝通寺两年多后，土宫山陵墓大体建成，1935年11月24日，黎元洪灵柩终于由宝通寺起灵，运往土宫山奉安。这天上午，宝通寺灵堂盛况空前，场内布满花圈挽联。国民政府和五院代表、中央各部会及省市代表、各国驻汉领事及武汉地区各界代表均前来参加公祭和起灵仪式。下午三点，黎氏夫妇灵柩下葬墓椁，墓顶以水泥封固。
奉安以后，黎元洪墓园的后续建设仍在持续。墓圹前立有墓碑，其上刻有章太炎撰写的碑文。墓地占地百余亩，相关建设工程直至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仍然没有全部完工。1966年，黎元洪墓地被红卫兵掘毁，墓地原址被其他建筑占据。“文革”后的1981年，武汉市政府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而在原址后方重新建立了一座新墓。此后屡有修缮，至2011年辛亥百年前夕，又进行了一次较大修缮和扩建。
除了投资实业，黎元洪特别关心故乡湖北的教育建设。他在民国初年曾发起“武汉大学(江汉大学)”筹办计划，欲以此纪念首义。遗憾的是，这所酝酿中的“武汉大学”或“江汉大学”，直到黎元洪去世也未能办成。不过，黎元洪去世以后，他的两个儿子将其筹办江汉大学这笔钱捐给了国立武汉大学。
黎氏兄弟为父亲在武昌寻找墓址时，曾希望在武汉大学珞珈山新校园内建设黎元洪陵墓，但被武大校方拒绝。因为武大建校之初即确定新校址内今后永不建设新坟的原则，黎元洪同样不能例外。不过，黎家捐赠的款项正好解决了校方建设体育馆工程经费无着的问题。经过商议，武汉大学与黎家达成了共识，以十万银元建设体育馆，并以黎元洪之字“宋卿”命名。校方还承诺在馆内设立“宋卿前大总统纪念堂”和“辛亥首义文献保管处”，以纪念黎元洪并收藏保管辛亥革命史料。
遗憾的是，宋卿体育馆建成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因此校方早前承诺设立“宋卿前大总统纪念堂”和“辛亥首义文献保管处”的计划均未能实现。不过黎家慷慨捐资武汉大学建设体育馆的助学盛举，仍在代代珞珈学子中传为佳话，这座体育馆建筑，也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首义都督黎元洪留在武昌的另一处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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