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县夏店（今属大悟县）人。1894年参加中日黄海之战，舰毁落水获救，1896年随张之洞回鄂。1906年，擢升暂编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武昌起义胜利后，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当选为副总统。1914年6月，兼任参政院院长。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继为大总统，次年被迫弃职。1922年复任大总统，次年辞职避居天津。晚年致力于实业。
有关蔡济民敦请黎元洪出任都督一事，先贤诸人多有论述。
蔡济民（1887-1919），字幼襄（幼香），湖北黄陂人。先后加入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并任新军二十九标军队同盟标代表，同盟会鄂支部参议部部长。积极促成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领导起义，被推为军事筹备员。1911年，蔡济民约集各标营代表10月10日上午在莲溪寺集会，决于当晚发动起义。是夜，蔡身先士卒，率部猛攻清督署。鄂军都督府成立，蔡推黎元洪任都督，后建议成立谋略处，以会议制形式发号施令，再后任各部总稽查等。民国建立后，先后任军务部参议长、军务司司长等职。1915年，孙中山委蔡为湖北讨袁军司令长官，黎元洪在1916年继任大总统后，电邀蔡入都，任为公府顾问，并行授勋典礼，授蔡首义元勋，勋二位，陆军中将，1917年，孙总理建军政府于广州，任蔡济民为鄂军总司令、鄂西靖国军总司令等，主持湖北的护国、护法活动。1919年1月在利川被川军杀害。蔡遇害后，孙中山批示为蔡复仇，时任陆海军总裁大元帅府秘书长的胡汉民撰写了内容翔实的《故勋二位陆军中将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公济民传》。1922年黎元洪第二次任总统，追赠蔡和刘公为陆军上将。1927年国民革命军底定武汉，鄂省府决议公葬于武汉市卓刀泉，立碑墓前，辛亥元老、国学大师章炳麟撰造了气势恢弘的《勋二位陆军上将蔡君墓誌铭》。1951年，时任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李先念为蔡济民之孙蔡礼贤颁发了《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任鄂军都督府叙赏长的李西屏称“蔡是首义的实际领导人”，历史学家冯天瑜则定格蔡济民为“湖北军政府初期实际领导人”。
余杭章炳麟撰《勋二位陆军上将蔡君墓誌铭》[1]曰：
呜呼，中华民国之起，岂容易哉？始以十数烈士，裸股肱，决肝脰以争，而亡小效，回洑七八年，逎有武昌倡义之事，其军中能者，则以黄陂蔡君为枭，然起于什伯之长，非有连营巨屯为之藉也。奋其虓阚，而虏帅辟易，江汉以清，于是民国始有营垗。君之功，汉二十八将侪也。宜充将帅，填安封畿……君天性禁忌，当武昌建军府时，诸将谒都督或横刀抵书臺而诟。而君事上独不失纪，黎公于是亲任之不衰。”
番禹胡汉民撰《故勋二位陆军中将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公济民传》[2]称“武昌首义之盛业时，孙武受伤甚重，军事无人主持，人心皇皇。黎黄陂在起义前充混成协协统，颇得军心，公即请黎公出任湖北都督。黎受事两日，公窥其隐衷，犹有怀疑，于会议之际，慷慨进言曰，公已负此责，而态度不明，则人摇惑，大事去矣，事败而死则不如与公同尽于今日。黎公曰，予今日决矣，祸福与诸君共之。当即剪去辫发，以为表示。……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七……等勾结乱兵，以逐孙武为名，四出抢劫，畏公执法严，欲害公以绝后患，猝
起执公与其弟则民。黎公得信，遣人往谕乱兵，如有害蔡某者不赦，乱兵始解公至都督府。……黎公以公曾代理（军务部）部务，因复任公为司长。公辞不就任，黎公再三劝勉，公始任事。一切措施视代理部务时尤有加焉。旋以积劳致疾，请辞去司长职务，黎公亦知公过劳，勉徇其，请特聘为都督府高等顾问。改进团马队之变，黎公欲穷治，经公力争，保全者千人……嗣南京事败，乃亡命日本。公生平最亷洁，执政于湖北几两年，毫无私蓄。幸得黎公前助川资数千元，抵东后尚余日金千元，乃节衣省食，刻苦自励。袁氏屡遣人游说归国，均不为动。帝制发生，公奉今大总统孙公命，任公为中华革命军鄂军总司令……袁已天诛……黎公继任，电邀公入都，任为公府顾问，公斯时始领补官，饬令行授勋典礼。公屡言，官僚误国，须与民党携手，始能有为。”
李廉方在《辛亥革命首义记》[3]中记录了起义次日上午的情况：“先是黎元洪被拥至楚望台，李作栋乃往访谘议局，谋立军政府，晤其局员万毓昆，托其延议长汤化龙来局会议。万去后，总督署既下，武昌占领，蔡济民、高尚志、陈磊等十余人，亦至谘议局，其时局中人多星散，亦有避匿不见者，惟驻局议员沈维周出而接洽，蔡等乃提三事相商：（一）借谘议局设军政府；（二）请汤化龙担任政府工作；（三）请谘议局接收武汉财政机关。沈不能决，偕陈磊往访化龙，化龙出，寻乃始得。化龙于是日午十一时（二十日）许，约其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议员阮毓崧、刘赓藻、胡瑞霖及秘书长石山俨等以俱来。蔡等相与谈话，不得要领，化龙问革命军首领何人，蔡等答以统领黎元洪，化龙乃商刘赓藻往迎黎，时黎已先至楚望台。”据此，皮明庥认为：这一记载清楚说明，十一日上午并未召开推选都督的正式会议，在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人交谈中，提出拥黎为“首领”的是革命党人蔡济民等，而不是立宪派刘赓藻。[4]李承弘，李若男撰《名在国勋的李翊东》 [5]中描述道：“父亲李翊东响应工程营第一枪，带领陆军测绘学堂百余名学生军参加首义的生动描述，是我小时候听父亲测绘学堂的同学
、好友冼百言在我家做客时多次谈到的……攻督署整整打了一夜，直至次日凌晨才分区攻下了全武昌城，取得了武昌首义关键性的胜利。正当我们在楚望台兴高采烈庆祝初战大捷时，只见黎元洪被一伙人拥着往楚望台方向走来。讲到这里，父亲在一旁插话道：‘有人说是我把黎从家中床下挟出来的，绝无此事。’冼伯伯这时笑着说，我可以为你作证，对他人的说法不必介意。他接着说，你父亲和我都是第一次见到黎元洪，黎当时穿一件米色长袍，哭丧个脸，神色仓皇。你父亲还诘问道：‘奇怪哟，黎统领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呀？’这时有人高声呼叫‘请统领下令指挥作战。’黎的执事官王安澜出面阻拦，炮兵中有人要拔刀杀王，一时场面混乱。你父亲这时大喊：‘这里不便下令，可以到谘议局去商量。’这一提议得到众人同意。我们测绘学堂大多学生也路着一大群人拥着黎元洪到了谘议局，也就是现在大家叫的‘红
楼’。在一楼大厅里那场面真叫热闹，各式各样的人都有，如前清议员汤化龙，像黎元洪这样的清军旧官吏也不少。虽然革命者众多，但大都是毫无政治经验和阅历的下级官兵和青年学生。我是随你父亲去看热闹的，真没想到这会是一次公推首义都督的历史大事件。当时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还真是不分等级民主得很哩！有人提汤化龙，有人提吴兆麟，但他们都坚持不干，一个说不会用兵，一个说资历太浅。最后蔡济民推黎元洪为都督，得到在场大多数人拥护，有人还鼓掌表示欢迎，你父亲在场也没反对。此时许久没说话的父亲打断冼伯伯的话说：‘不是我赞成，而是当时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首义前会议定的黄兴、居正远在上海，刘公、蒋翊武不知下落，孙武受伤在汉口，刘复基又在起义前被杀，当时在革命党人中实在找不出一个能服众的人选。黎身为协统，在当时全省军队中职务最高的汉人就是他，他平常还算清廉，统兵也有一套。加上是蔡济民推举的，蔡是首义的实际领导人，大家碍于面子，所以没有人提出异议。’”
贺觉非，冯天瑜撰《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6]称“武昌首义，革命党人仓猝起事，获得了占领省城的空前胜利。此刻，摆在党人面前的严峻任务，是建立新政权。”“按照文学社、共进会1911年9月下旬召开的联合会议确定的计划，武装起义翌日，各方面的负责人应齐集谘议局会商大计。10月11日上午，经一夜激战的党人，陆续赶到谘议局。” “与会的起义军人有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高尚志、陈宏浩、吴醒汉、徐达明、邢伯谦、苏成章、黄元吉、朱树烈、高震霄、王文锦、陈磊等。蔡济民对大家说：‘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要紧的是重新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光武昌起义是不行的，必须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响应；安民告示更非马上发出不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别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有人插言：‘我们不是已经推定了总理和总指挥吗？’蔡说：‘原来推定的诸人，目下都不在武昌，缓不济急。’于是与会者提议通知谘议局正副议长和驻会议员前来开会商讨。”“10月11日下午1时许，在谘议局举行联席会议参加者有首义革命党人、湖北谘议局议员及绅商代表。其时武昌的局势是：革命党人领导的军队已控制武昌全城，但主要干部都不在起义现场：‘刘公隔绝在汉[汉口尚未收复]，孙武炸伤，总司令蒋翊武出亡，副都督刘英远在京山，詹大悲、胡瑛在狱，居正、黄兴、谭人凤、宋教仁俱在港、沪，杨时杰在京，各军领袖，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仓猝不得人选。’在这种情况下，汤化龙等人出席革命党人主持的都督人选会议。”“关于都督人选，军队同志提议推举黎元洪”。“会议决定，谘议局由刘赓藻为代表，党人由蔡济民为代表，往迎黎元洪(蔡、刘与黎元洪均系黄陂人)。他们先往黄土坡黎元洪部属刘文吉参谋家中，得知黎已被新军士兵从
谢国超家中寻出，拥至楚望台，蔡、刘等人又赴楚望台，迎黎元洪到谘议局与会。”“黎元洪到谘议局后，会议继续举行。与会者新增吴兆麟、邓玉麟、向讦谟、李翊东、方兴和等军队同志。蔡济民同吴兆麟交换意见后，正式提出推举黎统领任都督，汤议长负责民事。蔡济民说：‘两公为湖北人望，革命一定容易成功。’大家鼓掌赞成。但黎元洪仍推辞，说：‘此事体太大，务要慎重，我不能胜都督之任，请你们另举贤能。’众听罢哗然，黎元洪暂退会场。会议继续论辩，激烈者如张振武说：‘黎如此不识抬举，干脆另外找人。’邓玉麟力主耐心等待。”“武昌起义猝然爆发，革命领导者或病(如刘公)、或伤(如孙武)、或避(如蒋翊武)、或牺牲(如刘复基)，革命军总司令部原有二十一名干部，起义时在武昌参加战斗的仅蔡济民、吴醒汉二人，而孙中山、黄兴等全国性革命领袖则远在国外或香港，起义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这种带有很大偶然性的特殊形势，当然是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重要原因。但是，黎元洪取得都督位置，又并非纯属偶然，早在起义之前的几个月中，湖北党人议论起义后的都督人选时，便多次考虑过黎元洪。”“在秘密运动期间，湖北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对都督一席，各有打算。共进会认为，刘公为同盟会员，又系共进会的发起人之一，且以第三任共进会会长资格回鄂主盟，成为同盟会法定都督。虽然刘公表示放弃，但在9月底的联合大会上，再度被选任总理，负责民政，以示有别于军民两管的都督。刘公平时不大出面，与同志接触不多。
从魄力、胆识、资望看，刘公任都督一职均不理想。”“文学社当然属意蒋翊武。但蒋本人以为，湖北起义，都督一席应属鄂人，如吴禄贞、蓝天蔚在此，自然众望所归；次如刘公、孙武、蔡济民亦未为不可，又恐力有不逮。这样，蒋翊武等党人在有关会议上，曾提名黎元洪为未来的都督人选。据万迪庥(1889~？)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致曾省三的信中说，辛亥三月(公历1911年4～5月间)在赴武昌洪山宝通寺的一次会议途中，蒋翊武说：‘今日之首脑会，为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到宝通寺后，蒋翊武、孙武、蔡济民、万迪庥等都登上洪山宝塔，在塔内，‘蒋翊武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因这段史实事关重大，特将《万迪庥与友人论辛亥起义节要书》摘其大意如下：推举黎元洪为都督一节，未有能明白记述者，使后世作史者引为疑案，不得不有所陈说。辛亥春三月，洪山宝通寺各标营队代表会。蒋翊武嘱刘九穗约迪庥赴会，刘对迪曰：革命党人均士兵或正副目，下级官不多，中级无人。前蓝天蔚任三十二标统带时，曾推渠为都督，现蓝远隔奉天；吴禄贞最为适当，但一时不能南下。党人知识不是不如黎元洪，但不够号召天下，诚恐清廷加以叛兵或土匪罪名，各省不明真象，响应困难。且黎平日待兵较厚，又属鄂籍将领，只要推翻满清，似无不可。蔡国桢同志因着排长制服，留塔下守卫。蒋翊武提推黎元洪为都督，刘九穗一如前说，各点头赞成。迪庥回答仍感不安，越日向蒋、刘提出疑问：蒋同志既为文学社首领，文学社人数又多，何不推为都督？蒋答：‘在湖北举义，自以湖北人为领袖适宜。’迪庥又说：‘既然如此，蔡国桢(即蔡济民)亦可为之。’蒋始郑重告迪庥曰：‘革命团体，前有日知会、共进会，以及群治学社等，孙武、刘公、季雨霖均可推为都督，革命党人之不争权夺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也’。有些人怀疑万迪庥回忆的真实性，然考之以其他当事人的回忆，其说基本可信。如孙武1938年在一份手稿中写道：‘辛亥五月初一在长清里九十一号的机关召集干部同志潘善伯、邓玉麟、丁立中、彭楚藩、李春萱、谢石钦、梅宝机、牟鸿勋、高固群、钟雨庭、马骥云、钱芸生、徐万年、孟法臣、徐北宾、方兴等’开会，‘湖南焦达峰、黎意达、杨晋康等亦遇会’。会上‘决定本年冬季起义，以保定秋操后’举行。并且，‘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此会决定也’。首义参加者胡祖舜也回忆说：‘余忆首义之前，蒋翊武曾一度提议元洪为未来都督之人选问题；众议虽无任何决定，然亦无人反对。元洪之被拥为都督，非偶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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