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出生的黎昌晋，比1864年出生的祖父黎元洪，几乎晚生了一个世纪。他的眉眼像极了祖父，笑容也显然传承了当年“黎菩萨”的基因。
黎昌晋任职的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位于解放北路201号。这里一个世纪前是天津租界的英国俱乐部，1997年列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不过他日常是在“文物”旁后建的大楼办公。
从201号往西，对面就是著名的利顺德大饭店，两家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饭店(另一家是上海的国际饭店)之一，1924年安装的奥迪斯电梯至今仍运行如常。据说这里曾住过清朝一位皇帝，民国六位总统、近三十位总理和四十多位督军。
其中，当然也有曾经两任民国总统的黎元洪。1923年6月，他被逼出北京后，曾在这里设立临时总统办公室。
利顺德大饭店
父辈的歧异命运
晚清、民初的达官贵人往往妻妾成群，黎元洪是其中的异类，只有一妻一妾：发妻吴敬君和如夫人危文绣。
如果不算上一个尚未命名便夭折的孩子，黎元洪和吴敬君一共养育了二子二女：长女黎绍芬，长子黎绍基，次女黎绍芳，次子黎绍业。
黎元洪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被求学从军改变的，所以他对子女的教育特别重视。但他担心孩子们沾染社会上的不良风习，不愿意让他们到外面去，而是选择请人在家中设馆：既学古诗文，也学数理化，并特别重视英文。1925年黎绍基应外国朋友之约写父亲的传记就是用英文。黎绍芳、黎绍业因体弱多病没有读大学。黎绍芬和黎绍基则有读大学和海外留学的经历，黎绍芬还是1919年创建的南开大学的第一届学生、周恩来的同班同学。
黎元洪夫妇与子女们在一起(左一次女、左二长女、右一长媳、右二次子、右三长子)
黎绍芬是黎家第一个孩子，生于1901年6月，当时37岁的黎元洪和吴敬君已结婚18年了，自然对来之不易的女儿格外珍视悉心培养。黎绍芬十几岁就在北京社交界崭露头角，经常西装革履，作男士装束，以黎家长女的身份代表父亲外出办事。
她的生活方式和父亲一样比较西化。黎元洪退隐天津期间，父女二人经常穿西服外出散步。一日三餐，她和父亲都选择西式饮食。
1923年，黎绍芬大学毕业，决定去美国留学，黎元洪非常支持。
因为她是中国总统的女儿，到美国后很受礼遇。美国参议院议长艾瑞斯夫妇邀请她到华盛顿，陪同她参观国会，时任总统哈定也在白宫接见了她。艾瑞斯介绍她去威斯列学院，她到了那儿才知道这是所神学院，又经由杜威(胡适的老师)帮助转入哥伦比亚大学。黎元洪多年来一直想去欧美看看，结果被女儿抢先了一步，于是要黎绍芬常常写信给他讲美国的见闻。
4年之后黎绍芬取得哥大教育学硕士学位，启程回国。黎元洪认为这是很荣耀的事，吩咐黎绍基等远赴横滨接姐姐回家，并在天津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会。他获知西方男女平等社交自由，非常赞赏，便把多年来不准女儿和男客讲话的规矩取消了。
黎元洪原想在武昌创办学院，等黎绍芬回来主持女生部。因为地基毁于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只好作罢。黎绍芬转而到天津教育局担任督学。抗战胜利之后，她应天津市长张廷谔之邀任天津市政府顾问，与当时的政界人物多有往来。后又出任天津第二女子中学校长。
因为一度抱持独身主义(当时很多人将独身视作为社会改革献身，包括周恩来也曾有这种想法)，黎绍芬32岁时才与天津世家子弟徐璧文成婚。黎元洪在世时曾属意出使英、法、意、比诸国大臣薛福成之孙薛观澜。薛观澜也曾留学美国，却还是认为黎绍芬太过西化，反而娶了袁世凯之女袁仲祯。据说黎元洪为此很是生了一阵子气。
黎绍基
1949年后，黎绍芬加入了“民革”，借故交遍天下的优势做了许多统战工作。然而也正因为她有很多亲朋、同学在台湾和美国，“文革”爆发后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心脏病复发去世，享年65岁，与父亲黎元洪同寿。她和徐璧文育有一子一女。女儿徐世敏曾发表《黎元洪与天津》一文。儿子徐保罗曾任文职军官，现已退休。
和姐姐相比，黎绍芳的一生被动得多。1913年底她随父母离鄂进京。没过多久袁世凯就向黎元洪提出换亲建议：各嫁一个女儿到对方家中。黎元洪与夫人商议，吴敬君说，“袁世凯的女儿要做我媳妇，我这个婆太太吃不消。”但又不敢完全拒绝，权衡之下只好先嫁一个女儿给袁家。黎家派人向袁家询问要迎娶哪个女儿，袁世凯看重的是政治联姻，并不在意，说，只要是黎元洪的女儿，哪一个都可以。
1906年出生的黎绍芳这时才8岁，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棋子，被许给袁世凯的第九子袁克玖。等到她渐渐长大，便对这桩婚事很不满，总是觉得前途无望。黎绍芬在美国时曾写信劝她到国外散心她也拒绝了，反而要姐姐劝说父亲退婚。黎元洪不肯答应。黎绍芳原本就有些神经衰弱，之后精神便开始失常。
1928年、1930年，黎元洪、吴敬君先后去世。黎家长子黎绍基请黎元洪的秘书刘钟秀告知袁家：绍芳精神已不正常，袁家是否还要迎娶？袁家回复说，我们两代交情，父辈做的事反悔也不好，有病可以治疗，婚后老九陪她玩玩就会好的。当事人袁克玖却对黎绍芬说，我是为我父亲才答应和令妹结婚牺牲自己的。
临到要成婚时袁克桓(与克玖一母所生)还请刘钟秀转告黎绍基说：“我嫁个妹妹花了20万，你可别小气啊！”当时的习俗是在正式迎娶前一天先送嫁妆。据黎家陪嫁的女佣人说，袁克玖的母亲杨氏(袁世凯的五姨太，善于理财管家)当夜就把陪嫁的箱笼全部打开过目，认为嫁妆不够丰厚，面露不悦。
黎绍芳和袁克玖完婚后感情不合，病也日益严重。结婚一年，袁克玖即纳小妾，黎绍芳大病一场，回到娘家疗养也未见效，被送入精神病院，最后死在了那里，没有子女。
黎元洪寄望最厚的是1903年出生的长子黎绍基，1920年送他去日本贵族学校求学，同行的还有张之洞十一子张燕卿和日文秘书等人。1923年，姐姐黎绍芬赴美求学，黎绍基则回国入南开政治系。两年后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正读大二的他参加学校的后援会，并被推举为募捐组组长。黎元洪很赞成此事，不仅慷慨解囊，还致函顾维钧等社会名流介绍儿子去募捐。
黎元洪过世之后，黎绍基作为长子继承了父亲在所投资实业公司内的职务，担任中兴煤矿董事等。后来煤矿为日军所占，他避居上海拒绝与日方合作。抗战胜利之后，复兴煤矿的同时他大力发展下属的轮船公司。国共内战，国民党方面征用中兴海轮。他赴台交涉，以维修为名把部分船只带到香港，静观时局。
共和国成立，黎绍基接到北京方面邀请，多少有些忐忑地踏上了旅程。在北京他见到了新中国总理周恩来。宴会时周就坐在他旁边，应景地说道，“宋卿先生有句名言：‘有饭大家吃。’”并问起了老同学黎绍芬的近况。黎绍基对新生政权的疑虑就被这样拉家常式的谈话消除了，之后即在大陆重新开展实业活动，并将停泊香港的二十余艘船驶回大陆。1951年，他应政府之邀前往北京商议私营工商业的调整问题。之后，即与其他董事一起申请中兴煤矿公私合营，获得批准。轮船公司的业务，也一并纳入了上海航运局的规划内。
黎绍基1921年成婚，妻子唐闳律与他同岁(岳父唐浩镇即府院之争中拒绝盖印的总统府监印官)，一共育有4个子女。
1963年妻子去世，3年后“文革”爆发，黎绍基没能幸免于难。被抄家之后，他的银行存款和海外子女的汇款都被冻结，每月的生活费用十分微薄，不得已而北上天津到弟弟黎绍业家中避难，后又返回上海。改革开放后，除了侨务工作，他还出任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副主席等职。1983年初，病逝于上海中山医院。他的长子黎昌复、次子黎昌胤、幼子黎昌礽、女儿黎昌懿均在海外留学工作，事业有成。
相依为命父与子
黎昌晋的父亲黎绍业是黎元洪幼子，1911年7月末出生在武汉，正是辛亥革命前夕。像是要和激烈的大时代相悖，他个性内敛，喜爱古文、历史、古琴、书法，后来又迷上佛学，耽于沉思。黎昌晋小时候，父亲曾请人教他书法和国画，期望他“子承父好”。父母相继病逝后，黎绍业一度想皈依佛门，经家人劝阻才未出家，之后他便协助兄长经营实业。
黎家的实业在一段时间内风生水起，到1936年还清了黎元洪晚年兴办民族工业欠下的银行贷款。可惜第二年抗战爆发，平津相继沦陷，黎家所投资的各个矿厂也被侵占了。黎绍业和哥哥黎绍基在天津市“五大道”之一的睦南道与桂林路交界处(当时属英租界)的安乐邨避祸，抗战结束后才重新投身实业。
1959年，黎昌晋就出生在安乐邨，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直到去年9月才离开。在安乐村的斜对面，是他外祖父民国原海军总长刘冠雄的旧宅。
刘冠雄比黎元洪大3岁，幼年时和黎元洪一样家境贫寒，父亲是个箍桶匠。刘家兄弟五人，除了早丧的老四都入了海军。刘冠雄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官费赴英留学。甲午海战时黎元洪在广甲舰，他在靖远舰。民国成立后历任海军总长、交通总长、教育总长等职。据说，刘冠雄寓居天津后，买下马场道旁的这块地皮，并按自己的构想建起了3幢舰艇型洋楼，其中的中楼为航空母舰造型，西楼为巡洋舰造型，北楼为望远镜造型。如今“航空母舰”和“巡洋舰”都已经被拆除了，只有“望远镜”还在那里矗立着。
黎绍业
共和国初年，黎绍业代表黎家回武汉接受土地清算。当年黎元洪担任协统后月俸500两，手头颇为宽裕，曾在武昌中和门(辛亥革命后改名为起义门)附近建一座中式楼房自住，又建了若干小房出租。之后又在中和门建了一栋四楼四底的西式楼房，辛亥革命时就住在那里。吴敬君持家有道，又在武昌乡下的纸房村购置了不少土地出租，起义爆发后黎家曾经在那里暂住。尽管这些土地抗战开始后再未收租，却仍然需要交付公粮和水利工程款。因一时无法凑齐款项，黎绍业被关押在武汉。黎家变卖了一些家产，又将武汉的土地按要求售出，才补足清算款。
1965年黎昌晋6岁，母亲刘孝琛病逝。她是刘冠雄第9个女儿，1935年与黎绍业结为伉俪。母亲去世后一年，黎昌晋原本应该进小学了，学校却不再招生--“文革”开始了。没过多久安乐邨的家中便只剩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大哥黎昌骏在“文革”第二年被迫害致死;大姐黎昌若被下放到农村劳动(1977年调回天津，不久就病逝了);二姐黎昌履大学毕业后在河南任教。
1968年初小学恢复招生，因为有个总统祖父，又是“资本家出身”，黎昌晋常常被人用“反动军阀的狗崽子”来招呼。“跟当时所谓出身不好的同龄人境遇差不多”。现在回忆起往事，他觉得这些并没有影响他的性格和求知之心。再者，“那个时期受到冲击的家庭很多，并非黎家一个家庭是这样”。
1976年，黎昌晋初中毕业。当时的政策是家里子女“走大于留”(下乡的多过留城的)就可以留下。有两个姐姐在外地，他名正言顺地留在天津，去了南郊的石化公司机修分厂当电工。直到今天他还为自己的那段经历感到自豪，并且时常想起曾经带过他的师傅们。
1977年高考恢复，因为他一直没放松学习，顺利通过了文化考试，体检结束后填报了志愿。最后一关政审却没能过关。车间领导找他谈了一次，说，“你没别的问题，就是家庭出身不太好。不要气馁，继续学好文化课。”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他终于被录取。原本他喜欢工科，理想是当个工程师，为增加录取的机会，填志愿时特意选了冷门的地理系。
4年后，他从天津师范大学毕业，先是在中学当了6年老师。后来咽炎反复发作，声带结节，有段时间说不出话来，于是调入天津市环保局改行从事环境管理，一干就是15年。工作的同时他也没放弃学习，先是拿到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硕士班的结业证，去年又通过答辩，成了南开周恩来政府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毕业生。
进入1980年代后，父亲黎绍业的生活变得很充实，先后担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文史馆馆员等职务。饱经沧桑的老人把诵读佛经当作每日的功课，心态很平和。1990年黎昌晋和妻子于丽娜的儿子出生，又给他增添了天伦之乐。从小体弱多病的他比哥哥姐姐们都长寿，1996年2月病逝，享年85岁。
功过是非由历史评说
黎昌晋始终觉得祖父跟“北洋系”、军阀没太大关系。
“如果说他曾经在旧军队里服过役，或者说辛亥革命时在湖北军政府做过大都督，是个职业军人，一点错误也没有。但他真正步入政界应该是在当了临时副总统之后，他自己没有一兵一卒，没有自己的军队，怎么能叫他军阀呢？他甚至还一向主张军民分治、废督裁兵。这跟咱们说的军阀是两个概念。”
对跟祖父有关的一些传闻，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去年9月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在武汉举办“辛亥革命百年论坛”，黎昌晋应邀出席，期间大约有二三十位记者采访了他。其中一位笑着跟他说，“通过《走向共和》那部电视剧，连我的小孩都知道你祖父了。我说今天要采访黎元洪的孙子，我女儿就说，哦，就是那个被从床底下拖出来，喊着‘莫害我，莫害我’的胖子吧？”
黎元洪与夫人
谈及此事，黎昌晋很淡定地说，“我小时候曾经听父亲说过，武昌起义之后，我爷爷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的大都督时的确犹豫了一下，但只有一天，而不是像有些传闻说的那样，躲在床铺底下被士兵拖出来，3天不吃不喝一言不发，被软禁在都督府。我祖父是个军人，他一定很明白，士兵来搜查，床底下桌子底下，都是躲不过去的，况且当时的那种床铺，下面根本不可能钻进去人。父亲告诉我，祖父当时的确躲到了一个手下家里。他毕竟是一个旧军官，不是革命党人。事先他不知道有起义，起义之后革命党会怎么对待他和家人他也不知道。但起义爆发后他没有让手下的士兵去镇压。他的第一反应是保护家人。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杀，但至少别牵连家人。他经历过甲午海战，后来又3次到日本去考察。从他的内心来说，希望国家能发生变革，能摆脱衰败困境。所以他接受了大都督职务之后是义无反顾的。特别是他与黄兴等人共同指挥阳夏之战、守武昌城，包括后来拒绝袁世凯封他武义亲王，都是随时可能掉脑袋的事。如果他是一个投机者，不会有后边这些事发生。”
黎昌晋告诉记者，让他感到十分欣慰的是，他父亲说的这些情况，近两年他又在一些研究近代史的专家学者那里得到了印证。
有很多人问过黎昌晋对喜剧演员范伟在《建党伟业》中出演他祖父有什么看法，他说他没有任何意见，只希望导演、编剧和历史顾问能尊重历史。毕竟史学家的论文、著作，普通人一般不会去读，很大程度上是影视剧塑造了老百姓的历史观。
不管怎样，最近几十年中，“黎元洪的后人”渐渐从负面的标签变成了正面的光环。过去黎昌晋一直不太愿意多说这些，甚至一些相识很久的人也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最近这几年，周围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了，找他采访、希望他提供一些史料的人越来越多了，社交场合为他作介绍时也越来越多地提到他的身世。
不过黎昌晋认为祖父的功过是非应由史学家去评说，作为“黎黄陂”的后人，“家庭的影响”应该是传承正直、勤俭、宽厚的家风，享受家人间的恩爱和时代变迁带来的新生活。
据说，黎元洪去世时，曾有遗嘱要子女从事实业勿问政治。在如今担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黎昌晋看来，这只是祖父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判断和对他个人经历的反思。
来处与归处
从武昌坐两小时长途大巴，到孝感市大悟县。再从县城坐一小时小巴由山间公路抵达黎河村，一个数百户人家的清贫小山村。村头标识：黎元洪故里。
斜挎的相机出卖了我，村民开口就问，“是记者吧？”最近几年常有人来这里寻访民国总统的旧迹，他们见怪不怪。
可惜旧迹几乎已荡然无存，黎元洪当年建的黎氏宗祠(即孝义小学堂)1970年前后就已拆除。只有他曾祖父黎世义夫妇和祖父黎国荣夫妇的坟墓还保存完整。
令人颇感诧异的是村里还有一条又高又长的引水渠，据说五六十年前建成，至今仍可使用。热心的村民还告诉我，很快，村里就要通有线电视了。
黎元洪的墓，不在老家而在武昌。他1928年去世，1935年国民政府举行国葬，将他安葬在武昌。不久修建墓园，占地百亩。章太炎撰写“大总统黎公碑”。共和国建立后湖北省林勘院占用了墓园。
1966年，黎墓毁于红卫兵之手，黎氏夫妇遗骸也不知所终。当地的公安将此事告知湖北省博物馆。博物馆的人无法制止，只能依据“地下文物归国家所有”的政策说服红卫兵将随葬物品交给博物馆收藏。当时，一位名叫程国安的青年正下放在那里的五七干校。
四十多年后，他用自己积累的丰厚素材，写成了《黎元洪传》，对许多有关黎的传言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子虚乌有。
黎元洪曾有一个别号：“床下都督”，说他被革命党从床下拖出来，强逼做了首义都督。程国安用民国建立之后不久湖北革命实录馆留下的材料和之后流传的各种史料比照，得出结论：这个“史实”其实是民国初年记者蔡寄欧在《震旦民报》上发表的演义。当时黎的下属拿报纸给他看，建议封报馆抓记者，黎说，把报馆封了，外间反而会认为这是真的。不去管它吧。
于是这段演义流传到今天。
此外，所谓起义之夜黎元洪手刃革命党人，绝食三日不肯当都督，说“莫害我、莫害我”等等，情形也差不多。许多著作在曹亚伯1930年出版的《武昌革命真史》流行后以讹传讹。须知，此前的20年间，连黎元洪的政敌都没有提过他这些“反革命罪行”。事实上他在起义当夜就派人联络过起义者。他难辞其咎的过错是让袁世凯杀了革命元勋张振武。那也是为了自保，而且是在试图调离张失败之后。
为什么谣言盛行，一百年后的电视剧也沿用不疑？程国安接受采访时说：“黎元洪无党无派！他不是国民党人，也不是共产党人，建国后运动迭起，有谁还顾得上去维护他的名誉？”
黎元洪墓被毁后，墓园被夷为平地，林勘院先后在上面建了两座办公楼。1981年辛亥革命70周年，武汉市政府拨款在原址附近修了个空冢。
去年，为迎接辛亥百年，武汉市政府决定斥资修建民国大总统陵园。然而，事情的进展似乎不尽如人意。今年1月，华中师范大学校园内，原址上林勘院废弃的空楼仍未拆完。
段祺瑞(原名启瑞)幼年在合肥乡下大陶岗生活。离乡之后，除了结婚时回去过，一直生活在外地。在他晚年，安徽省主席刘镇华曾想请他回合肥看看。他数十年间未能返乡祭祖，很想回去。身边的人怕他身体受不了长途颠簸，最后未能成行。
留在老家谨守祖坟的是他的二弟段启辅。段启辅读书少，一生在老家务农。每年北上看望哥哥一次，住一两个月。段祺瑞每次给他旅费一百多元，多的时候也不超过一千元。段启辅节约使用，零星添置房地产，由雇农逐渐变为中农、富农、小地主。1921年因患肝癌在北京去世。当时段家在大陶岗有三四十间草瓦房，合肥城内没有房屋。段祺瑞三弟段启勋筹款在城内买了一所房屋，段启辅的妻子才由乡间搬入城内。
段启勋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当时段祺瑞担任陆军部长，对弟弟说：“我现在执掌陆军，你也在军界，即便将来飞黄腾达，总有哥哥照顾之嫌。希望你脱离军界，到实业界去做一番事业。”段启勋遵从哥哥意愿，自1912年起在井陉参与办煤矿。1920年后，该矿已颇具规模，一日夜可产煤千吨。1927年段启勋因肺病去世。煤矿被日军所占并强迫出让。抗战胜利后该矿并入河北省井陉矿务局。
段家在实业界投资、银行入股总数不超过二十万，主要的产业就是那座矿的部分产权。历经破产、停业，只剩中国银行股票4万元，分给段的几个女儿做了嫁资。
村里的老人给我比划了段家老宅的规模和大门的宽度。据说老宅是在“文革”前后被拆除的。惟一留存下来的，是两个颇为古拙的门墩，如今被安放在村口。老宅的原址上分住了好几户村民。他们嘴里不太提段祺瑞，更多是叫他老段。
1936年11月国民政府颁令以元首礼国葬段祺瑞。家人、亲友、学生、旧部都主张葬在黄山。长子段宏业认为“老爷子一生事业在北方”，力主在北京安葬。
当年12月，他的灵柩被送到北京西山卧佛寺后殿浮厝。因为墓地一直成问题，先是转移到北京北郊清河镇附近，直到1963年才安葬于香山附近的万安公墓。下葬时他穿着居士服。
他当年通缉过的李大钊也在这里，有一个2200平米的陵园。老段的墓则守着几平方米的一个角落。墓碑正面，是章士钊所题写的“合肥段公芝泉之墓”，背面刻着他的遗训--“八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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