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复其首也。”
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
胡适说：“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李克强总理也曾说：“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
作为我国近代著名学者，杰出的翻译家、教育家，严复毕生致力于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他翻译的《天演论》曾在20世纪初风行一时，其中的名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至今仍在传诵。
可以说，严复是把资本主义的经典著作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人。在当时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严复凭借“翻译”这一“武器”，诠释了那一代学者的命运与担当。
1854年，严复出生在今天福建的一个中医世家，因父亲早逝，他13岁便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除学习传统封建典籍和英文外，还攻读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课程。四年后，成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
23岁时，严复被清政府派赴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海军，期间潜心研读了很多西方著作，为后来的翻译工作打下基础。学成回国后，在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习和总办，黎元洪曾是他的学生。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空前的民族危机令严复深受震撼，他开始大力推广西学，在天津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他主张变法维新，还创办了《国闻报》，并在报上首次发表《天演论》，第一次把进化论介绍到中国来，将人们的视角引向了不同的文化领域。同时，他还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俄文馆，并资助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
自1895年起，严复除了担任编译局总办、审定名词馆总纂等职务外，就主要从事翻译工作。精通英文的他，20年间共翻译了11部西方经典名著，这些著作主要收集在《严译名著丛刊》中。经他翻译的“西学”，主要宣传天赋人权和白由博爱，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扳聋发绩的启蒙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在1898年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 “信”是忠实， “达”是通顺，“雅”是尔雅，翻译首先要求忠实原文，其次要求流畅顺达， 最后力求美好典雅。
这是中国翻译史上首次提出的系统标准，意义尤为重大。在他之前，翻译西书的人都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严复首先提出了这三个标准，对后来译书的人影响深远。这项标准一个多世纪以来仍被翻译界视为圭臬。
但在当时，也有些学者对严复的文言文译文也颇有微词，认为严复自己就未必能真正做到“信、达、雅”。不过，严复的译书都是他自己精心研究的，凡与原书有关系的著作，他都涉猎过，并都能在所译作品的按语中旁征博引和详明解说。如在《天演论》的按语里就简要介绍过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斯宾塞的《综合哲学》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提到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的学说。
事实证明，他的译文不仅尔雅，而且具有文学价值。
严复和北京有着不解之缘。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因为他与严复在天津时是密友，于是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成为了北大第一任校长。虽然严复主事北大只有八个月的时间，但其间他做了两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一是主持了北大的改革，归并了科目;规定在校教员必须专职教学，不得在政府内兼职;开设外语课程并开设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课程。
二是顶住了停办北大的压力。当时学校数月领不到经费，办学情况岌岌可危，严复一方面几处借款，另一方面上书议会，反对财政部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而紧缩办学。正是有了严复的多项措施，正常的教学工作才得以保证。
1920年，严复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1921年10月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2015年4月，李克强总理来到福建福州市的三坊七巷，在这个被誉为“近代名人聚居地”，他走进了严复故居，还特意询问是否有严复在京师大学堂的照片。总理还指着展柜内的《天演论》说：“严复的翻译确实做到了信、达、雅，这本书我插队时也读过。”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他说，严复学贯中西，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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