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蔡元培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还算好人，这就是辜鸿铭的识人逻辑。
西方人评价辜鸿铭为近代中国两位最有洋气、最有脾气也最有骨气的人。
每个人都是多侧面的，顺应自己的个性选择某种活法，在纷繁的世界上随心所欲地保持一个独立的姿态，仰俯自如，褒贬由人，这大约是人们内心深处最固执的向往。民国时期的名教授辜鸿铭，就是这样按自己心性而活的，并以坚持梳辫子和欣赏三寸金莲、主张妻妾成群和帝王制度、能把《论语》翻译成英文再把《圣经》翻译成汉语之类的奇行而至今闻名全国。
在民初的北京街头和北大校园里，辜鸿铭绝对是一大奇观，奇就奇在他一副前清遗老的滑稽形象，灰白小辫、瓜皮小帽和油光可鉴的长袍马褂，回头率达到了百分之百。更奇的是他的一套奇谈怪论，对西方文明鞭辟入里的批判，反倒让那些自以为是的洋人们引为高见;那些令人侧目而视的奇行，更令国人将其当作怪物。
其实，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一大奇观，是以他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只不过，他的文化底蕴却是以西学为主，而他在致力维护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方面却有失偏颇，因而他的“高见”引得国人为之侧目。但无论如何，辜鸿铭对于北京，对于那个新旧交替、中西交汇的时代，却是一种文化上的“板块碰撞”现象，碰撞出的，是一座绝尘仰止的高山。
辜鸿铭留在世人心目中的“遗老”形象是以北京为背景的，但他与北京的渊源却发生在他五十岁以后，此时，他已经是个狂狷不逊、行为怪异的小老头了。那么，辜鸿铭在踏进北京并终老于此之前，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
辜鸿铭原本并不属于北京，甚至不属于中土，他来自南洋，只能算是华裔。辜家原籍福建，从祖辈起就来到南洋槟榔屿，逐步创下一份家业。父亲为牛汝莪橡胶园的经理，而母亲却是位葡萄牙人，所以，辜鸿铭只有一半的华人血统，他长得深眼隆鼻，脸部轮廓分明。橡胶园的主人、英国牧师布朗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懂事的孩子，便把他收为养子。
大概在1867年左右，布朗夫妇离开马来西亚回国，在征得辜鸿铭父母的同意后，将十岁的辜鸿铭带回了苏格兰。这样一来，辜鸿铭便从文化上成了一个真正的“洋鬼子”，而他对中国文化的浸润似乎有些先天不足。
辜鸿铭头上有一大堆的博士头衔，据说总共有十三个，这是他游学欧洲十四年的结果。德国的莱比锡大学、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等等，都曾留下他刻苦攻读的身影。名校、名师再加上个人的造化造就了一位出类拔萃的天才，他不但深得欧美文化的精髓，同时精通英、法、德、日、俄、拉丁、希腊、马来语等八种语言，在语言方面似乎有着天赋异禀。在他此后的生涯里，他充分调动了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留下了许多笑谈。
按理说，辜鸿铭接受了系统的西式教育，应该是一个“崇洋派”，然而他始终都在不遗余力地“倒洋”，并且竭力为中国张目，这一点他做得比谁都要彻底。早在他游学德国期间，就开始利用他那副铁齿钢牙，为中国人扬眉吐气。那次，在维也纳开往柏林的列车上，为了打发时间，辜鸿铭随手拿起一张德文报纸来读。一向爱搞怪的他竟然一直倒拿着报纸在看。
这时，坐在他身边的两个德国人开始嘀咕起来。见辜鸿铭没有反应，其中一个德国人大声嘲笑说：“看哪，这个愚蠢的支那人根本就不懂德文，偏偏还要装蒜，连报纸倒着都不知道。”说完，两人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车厢里的其他人也都露出了鄙夷的神色。这时，辜鸿铭放下手中的报纸，正色说道：“你们这种毛头小子，真不知天高地厚！你们德国的文字简直太简单了，我就是倒过来看也毫不费力。”一口纯正而流利的德语先就让那两个德国人吃了一惊，但辜鸿铭并不就此罢休，他还真的当众表演了一回倒读报纸的本事，让那两个德国青年彻底败下阵来。最后，辜鸿铭还不忘痛打落水狗，把那两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他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想点着他那支一尺长的烟斗，但忘了带火柴。当他看到前排位置上那个光头时，他又开始摆起谱来。看得出那是一位苏格兰人，辜鸿铭还没让苏格兰人领教过他的厉害，于是，他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敲敲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不明就里，还以为遇到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自忖开罪不起，只好乖乖地掏出火柴，为辜鸿铭点着了烟锅。辜鸿铭深吸一口，坐在一团蓝色烟雾中，宛如一尊神。
辜鸿铭在国外大力弘扬他心目中的中国精神，然而，此时的他与中国素未谋面，祖国在他心中还只是个遥远的幻影，他的“中国精神”无所归依。促使他与祖国真正结缘的，是一位中国大学者马健忠。1883年，他们在新加坡的相遇促成了辜鸿铭的“海归”，在恶补了一通中文和中文典籍之后，辜鸿铭回到了中国内地。
但此时的辜鸿铭尚以一副青年才俊的面目出现在国人面前，他与北京的结缘还在二十年之后。这二十年间，他把自己的旷世才华交付给了一个人，此人就是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他任张之洞的外交顾问秘书，张之洞对他颇为看重，曾对人说：“鸿铭经纶满腹，确是杰出之才。”他也感念张之洞的知遇之恩，时常感怀：“余为张文襄(即张之洞)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
在这二十年间，辜鸿铭除了在工作上与“洋务”脱不了干系外，他的业余时间，都放在研究经史子集上了，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也就有了可能。
1907年夏，张之洞奉旨进京出任体仁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辜鸿铭随同北上，他终于来到了神往已久的北京。而在南方各省籍籍无名的他，在张之洞的举荐下，居然得以晋升司级干部，先是当上了外务部员外郎，紧接着又升任郎中，着实过了一把官瘾。1917年，张勋复辟的时候，他还当上了外交部次长，这是他一生中当过的最大的官，不过，这个官当得很不光彩，可算是他的一个污点。
辜鸿铭在北京的十年，恰恰正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以他一贯的性格，他并没有置身事外，相反，他表现得很积极，但他的积极难免让人诟病，因为他是出于维护中国文化的狂热，只是一味地复古，政治上却相当幼稚，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保皇派，甚至为慈禧大唱赞歌。当世人都以空前的热情追随革命新潮、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诀别时，北京街头却有一个拖着一条灰白小辫、带着一顶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的滑稽身影固执地出现在行人的视线里。古怪狷狂的他不仅把少年留洋时所穿的西服革履悉数锁进了箱底，还在赠给张勋的对子里自鸣得意地吟道：“荷尽已无擎雨盖(指清朝官帽)，菊残犹有傲霜枝(指辫子)。”
辜鸿铭给北京这座古都，乃至这个古老的国度留下的最令人回味的一笔是他在北大当教授时留下的。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他聘请辜鸿铭为北大英文系教授。有人表示异议，蔡元培说：“我请辜鸿铭，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
此后，辜鸿铭每日里以他那副标志性的装束，在北大激昂亢进的革命氛围中，保持着鲜明的个人姿态。他用纯熟的西方语言宣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反对女生上英文课，反对新文化运动，这在当时的北大校园里的确是独树一帜。当辜鸿铭梳着小辫第一次走进北大课堂时，学生们哄堂大笑。他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教室里立刻沉寂下来。
在课堂上，辜鸿铭常常借题发挥，大力宣讲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把《千字文》和《人之初》译成英文，在课堂上教学生用英文念《千字文》，说是念，其实更像唱，音调很整齐，口念足踏，全班合唱，旁人听起来甚觉可笑。再看他的模样，越发的诙谐滑稽，倒让学生们乐而忘倦，这种独一无二的教学方法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辜鸿铭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蔡元培对他有知遇之恩，所以还算好人，这就是辜鸿铭的识人逻辑。到了1919年6月初，受“五四”学潮的影响，蔡元培校长的去留引起了当局和校方的争议。北大教授们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蔡元培校长，大家都表示赞成，只是具体怎么交涉，还需要讨论。大家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辜鸿铭也积极主张挽留校长，但他的理由和别人不一样，他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甚至有些荒唐，不过，这个时候大家懒得跟他理论。
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无理撤换法专、农专校长，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重赴欧洲。辜鸿铭与蔡元培同进退，随即也辞去北大教职。辜鸿铭飞云流转的一生到了即将落幕的时刻。此时，国民革命方兴未艾，“旧派”人物日薄西山，还保留着清朝遗老装束的辜鸿铭更是成了一个过时又过气的可笑人物，备受时论的讽刺与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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