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忆张自忠 曾被舆论指为“汉奸” 不敢抬头

一般认为，“新桂系”首领、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1891～1969)是现代中国政治人物中相对仁德忠厚的一位。史家唐德刚在为李宗仁写传记时就对他怀有特殊好感：“我至今仍觉得李德邻先生是一位长者，一位忠诚厚道的前辈。他不是一个枉顾民命、自高自大的独夫，更不是一个油头滑脑的政客。我在他身上看出我国农村社会里某些可爱可贵的传统。”“李氏夫妇亦自有其过，自有其短。但他二人都不是人格上有重大缺点的人，更不是什么坏人。他夫妇都是浓厚的传统中国农业社会所孕育出来的温柔敦厚的好人。”比如，“他对他的老政敌蒋公的批评是淋漓尽致的，但是每提到蒋公他总用‘蒋先生’或‘委员长’而不直呼其名，或其他恶言恶语的称谓。”(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李宗仁之所以能在时代的惊涛骇浪和政治的云翻雨覆中屹立不倒，以杂牌军头的身份与蒋介石分分合合20多年而始终未被“吃掉”，既表明他在军政两行均有不羁之才和可说之德，实也证明他“外宽内深”“浑浑而有机心”，不乏智慧、策略和手段。不过，与其他政治人物比较，李宗仁的可敬之处恰在这位农家子弟较多地保持了传统社会的若干品格。

现代中国变化激烈，政治文化以趋新为特色，举凡一切传统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秩序均被视为“保守”和“反动”，唯恐打倒之不够，为团体之私甚至一人之私，不择手段，一再给民族和人民造成深创剧痛，原因之一就在某些新派强人以革命之名行攫权之实。对此，章太炎、熊十力等辛亥老人均曾为之痛彻心肺，并因此或转向佛学或转向儒学，期在为现代革命寻找道德约束和行为规范。李宗仁作为现代革命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也有深切的观察和体验。他发现，当时“参加党争的人，大半只顾目的，不择手段。流风所及，国民道德、社会风气均蒙受极不良的影响。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上海流氓社会地位的提高，终至与党国要人相颉颃。”“但在旧军阀时代，这批黑社会的流氓们尚有一种自卑感，不敢与正人君子和士大夫明目张胆地称兄道弟。旧时代社会上的正当官绅也羞于与其为伍，他们多少还有点旧式士大夫的头巾气。”例子之一，就是卢永祥1922年任上海护军使时，其子曾与黄金荣发生冲突，把黄抓起来打了一顿。但1927年清党时，因为蒋介石借助了黑社会的力量，黄金荣等遂能以绅士姿态出现，周旋于党国要人之间。而党的中枢领袖，不自觉其在政府中地位的尊严，竟与这批流氓称兄道弟，不以为耻，官箴全失，斯文扫地。也是在1927年清党前后，李宗仁的同事白崇禧兼任上海警备司令，晚年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自豪地说：自己当时绝不理会黑社会之人物，明知杜月笙有功于革命军，也拒绝接见。

政治组织和主义信仰有新旧，但个人品德和政治伦理却超越新旧。李宗仁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壮岁以后接受了现代革命思想，对美国、苏联的政治文化也有若干了解，属于新旧参半的人物。他对革命同志的评价，也多在与旧军阀的对比中进行。北伐部队7个军中，作战最勇敢、功劳最大的是李济深的第四军、李宗仁的第七军和唐生智的第八军，而不是受革命教育最长、主义信仰最忠的黄埔系第一军。抗战期间，一些受到蒋介石及黄埔系排挤、打压的前军阀部队在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台儿庄大捷，很大程度上是由庞炳勋、张自忠、孙连仲、邓锡侯、孙震这些地方杂牌部队打出来的，其中多属于原西北军的部队。他们文化知识欠缺，政治观念落后，主义信仰不贞，却保持了中国农人朴实、诚信、忠勇、感恩的旧道德。比如七七事变前，张自忠奉宋哲元将军密令在北京与日本人周旋，舆论均指为汉奸，军委会中亦有人主张军法会审。李宗仁为此约见他，“当张氏抵达之时，简直不敢抬头。平剧中，觉见犯人上堂见官，总是低着头说：‘犯人有罪，不敢抬头。’对方则说：‘恕你无罪，抬起头来。’我总以为这不过是扮戏而已，殊不知抗战时期，北方军人中尚有此遗风。”另如庞炳勋与士卒共甘苦、廉洁爱民等。李宗仁能尊重他们、合理使用他们，使之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反之，像汤恩伯、胡宗南这些黄埔系将领，自恃“天子门生”，只效忠蒋介石一人，不愿受阶级服从、层层节制的约束，所以彼此之间摩擦特多，实际战功不多。但蒋介石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亲疏态度，在将领安排、部队调度、资源供给等方面不能秉公处理、一视同仁。有见及此，晚年回忆1924年推翻统治广西10年之久的军阀陆荣廷时，李慨然说道：“至于陆荣廷，我们对他实诸多不忍。陆氏治桂十年，虽无功可言，也无大过。民国成立以来，举国扰攘，而广西得以粗安实有赖他。至于陆的作风陈腐，思想落伍，这是时代进步使然，非渠个人之咎。再者，陆氏出身微贱，颇知民间疾苦。渠未受正式教育，时萌自卑之感，故处世治民，反而有畏天命、畏人言的旧道德。这一点且非后来假革命之名、行殃民之实的新式官僚所能比拟。”“以陆荣廷的治绩与后来蒋先生标榜革命的省政相较，则陆氏实颇有足多者。”旧军阀极少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统治技术，故能畏天命、畏人言，思想相对保守，私欲不敢放纵，行动相对拘谨，破坏性相对较小;而对于那些经过现代文化洗礼、掌握了操纵群众的社会技术的新军阀来说，天命不可畏，人言可操控，世界上没有什么可怕的，所以他们思想彻底解放，行动极其自由，私欲彻底膨胀，破坏性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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