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奸褚民谊在汪伪政府中任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广东省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褚民谊配合军统协助“诱捕”陈璧君。他在关押期间，主动写自白书，料想能将功折过。他在答辩书中写道：“总之，不要把有用之食物养一无用之老人，觉得太不经济，所以本人情愿以一死了之。因本人久将生死、毁誉、名利等置之度外……总之，蒋先生是主张抗战救国，汪先生是主张和平救国，彼此主张不同，而救国则一。现在胜利到来，抗战者可称劳苦功高，与国同休。可惜汪先生忍辱负重，中道崩殂，不获躬逢其盛，然而国真得救，吾知汪先生亦必含笑于九泉矣。本人追随两先生有年，一则庆其救国之告成，一则叹其救国之情良苦。倘谓罪所当诛，俾得追随汪先生于地下，决当引领待罪，毫无余憾。”
虽然他口口声声不怕死，但却要求用手中的一件“国宝”和法庭交换活命，这是什么“国宝”呢？
1946年4月15日下午2时，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公开审理褚民谊汉奸案，到庭旁听者极多。褚民谊在法警押解下走上被告席，身后是一片唾骂“大汉奸”之声。检察官韩焘站起来说：“本案起诉要旨与起诉书同，褚民谊，你对检察官的起诉有何辩解？你有何要辩论的吗？”
褚民谊答辩道：“我当然有一肚子的话要说。检察官说南京政府是想推翻重庆政府，说有了中央政府，何必再要南京政府？……要知南京政府是在日本铁蹄之下，日本占领之特殊情形下，而来救国救民的。和平救国是用和平的方法来折冲的，像重庆秘密派人来南京，我们决不追究，甚且或要掩护他们……”
他为汉奸涂脂抹粉，辩护说：“检察官说南京政府无利于人民之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苏州如果没有陈则民当时出来维持，恐怕苏州到现在不是这样的，市面人民恐怕也要受到更大的害，这是苏州人所知道的。华中支那的几个公司早已成立，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来交涉取消了四个。这都是在敌武力下以和平方法争回来的，这就是和平抗日。南京政府在日本人铁蹄之下来支持人民……”
说到这里，褚民谊略显有些激动，提高了声音：“本人认为，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不应孤注一掷，一定要像汪先生所说，忍辱负重来维持地方与人民，而来收回失地才对……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英美登陆仍在抵抗而不策应是汉奸，或胜利后还在拥兵自卫的也是汉奸。南京政府于敌人投降之后的第二天即自动撤销，就不应算是汉奸了。”
他慷慨激昂大声说：“本人在外交部长时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办，对于日本人占我民间房屋或其他不利于人民的事，我就出来与他争论。日本人因为我的年纪大、声望高，对我交涉的事也让出来或改正，这也可以说是我抗日的一种方法……当时我国武力不及，已退到后方，试问人民是否希望有人出来维持他们呢？所以南京以和平方法抗日来维护人民，总是不错的。至于下面的人有不好的地方或贪污不法的行为，那就非南京的本意了。”
褚民谊稍喘了一口气，继续说：“再说到日本投降后至今，中央有许多地方还未接收到，而南京政府昔所能统治的地方都是抵抗别的组织，等待中央来接收，所以现在江南一带能有今日，这都是南京政府的力量，人人所共知的，不待本人赘述。这不能说南京方面无利于国家吧……”
4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开庭，审判长推事孙鸿霖庄严地宣布：
“被告褚民谊因汉奸案件，经本院检察官起诉，本院判决如下：褚民谊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予以没收！”
当褚民谊被押出法庭时，满天春雨，飒飒而至。他心里明白，虽平生九死一生，如今却难逃此劫。褚民谊一方面表示不怕死，称“俾得追随汪先生于地下……毫无余憾”。但另一方面，他还是想为自己做最后一次努力。他想到一个或许能活命的方法，于是向法官声称自己有重要的国宝，条件是交出来换自己的生命。他手里的“国宝”，就是孙中山的肝脏标本。
原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北平协和医院逝世后，其遗体解剖，肝脏被泡在福尔马林药水中，装在一个大玻璃瓶里。孙中山的灵榇在1929年6月1日奉安南京中山陵，而其内脏当时保存于协和医院里。1942年3月下旬，褚民谊去北平“公干”之际，得知孙中山内脏的下落，遂分别用玻璃瓶盛好，再用药水浸泡，瓶外覆国民党旗、国旗各一，再以两木匣装好，带至南京。
军统负责人郑介民听说此事后，立即赶往苏州监狱提审褚民谊。据褚民谊交代：“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军接收各地英美财产，至北平协和医院，发现该院研究室内藏有总理遗体腑脏标本。嗣南京伪府获悉，故派我于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赴北平，经与日大使馆北平事务所及敌酋冈村宁次商洽，允携回南京。故于二十七日至协和医院取出，随即至天津，二十八日乘车南下，二十九日抵浦口，当即赴陵园，暂供于总理灵榇后面，至四月一日始正式恭奉置于灵榇之前面，不知现在是否存在。至切片及蜡块与临床纪录等，现由上海汤医生保存。因汤曾留学比国，专攻癌症，经汪逆兆铭之同意，借与汤医生研究。”并谓“总理逝世后，协和医院在表面上已将其腑脏取出焚化，即孙夫人及孙院长与在院照料之吴铁城、郑洪年亦不明底蕴，仅知业已焚化。”
郑介民又派员询问当时孙中山的卫士长、时在陵园管理委员会任警卫处长的马湘。马湘说：“本人追随总理有年，未尝远离，总理逝世后，以当时悲恸逾恒，故虽曾亲视含殓，究以泪眼晕花，未及注意，而在遗体解剖时，以奉命侍卫孙夫人，故未亲见，仅闻五脏取出后焚化，装入一红色瓶内，放置于北平碧云寺之衣冠冢，其后或径随灵奉安于南京陵墓内亦未可知。”
于是，郑介民亲自赴上海镭射医院找到治疗癌症的专家汤齐平医生，从他那里取回孙中山的肝脏切片，返回南京。5月22日郑介民向蒋介石邀功，说是自己探听到总理肝脏的下落，并亲自把“宝贝”找回
5月29日，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判决：对于江苏高等法院之判决为“原判决核准”。褚民谊之妻陈舜贞不服，多方奔走，终于在炎炎的夏季有了回音，蒋介石对褚民谊汉奸一案终于有了从轻处分之手谕，但仍然没有逃脱被枪毙的下场。
8月23日，苏州城已有阵阵秋意，暮蝉凄切，回响在苏州狮子口第三监狱的刑场外。中午，执行命令的时间到了，褚民谊原希冀献出“宝物”以获得法庭宽大，然而结果换来的还是子弹，褚民谊欲哭无泪，好不甘心。法警一声枪响结束了褚民谊的生命，却留下种种传说。
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曾将从轻处分褚民谊的手令交给褚妻陈舜贞亲携，让其面交江苏高等法院审判长孙鸿霖。在陈坐车从南京去苏州的途中，不知是小偷还是蒋指使的特务将手令偷走，陈舜贞拿不出凭据，褚民谊遂被枪决。第二种说法是：最高法院已复判“维持原判”，将蒋介石的手谕顶了回去。
到底如何？猫腻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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