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所以一再坚持和平信念，主张避战，显然并不完全等同于汪精卫、高崇武那些亲日派，这里除政治信念在起决定作用外，显然也与胡适当时对国内外情势的分析有关。
中国知识分子素来具有强烈的爱国传统、忧患意识，尤其是当民族、国家危亡转折关头，这种意识就更为强烈。七七抗战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不论年龄，不分区域，他们面对民族危机、国家危亡，义无反顾投身于全民族抵抗运动，而不计较个人学术生命、成果得失。
投身于抗战洪流
朱自清在“七七事变”前只知潜心于学问，过着一种典型的学者生活。然而当卢沟桥事变枪声响起，朱自清迅速从国学迷梦中清醒过来，开始意识到中华民族除了抵抗，已别无他途。有一天，他的一个弟子要投笔从戎，奔赴战场，前来辞行。朱自清充满激情地对这位弟子说：“一个大时代就要来临，文化人应该挺身起来，加入保卫祖国的阵营。”他的学生要他在一本小册子上题词，朱自清不假思索提笔写下了岳飞《满江红》中的一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充分表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民族意识。
除奔赴前线外，那时的知识分子还有不少人辗转万里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延安一时间成为全国抗战的另一个领导核心。
相对说来，文艺界大迁徙比较容易，而学术机构，尤其是各个大学的内迁则相当困难。像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曾昭抡等不顾年长，徒步横跨湘黔滇三省长达数千里，实为中国抗战时教育界极为罕见的一大创举，亦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这对于西南联大同学后来成才立业，无疑树立了一个看得见的榜样，鼓励联大师生不怕艰险，不怕困难，敢于突破一切前进的障碍。
奔赴前线，奔赴延安，奔赴大西南，直接投身于抗战洪流，直接为民族独立、解放事业贡献力量，是当时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奋斗目标，他们都在各自岗位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充分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那些“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广大华侨知识分子，他们面对日寇对桑梓的蹂躏，再也无法安心于自己的事业、学业，皆以不同方式时刻关注着祖国安危，纷纷建立各种爱国救亡团体，开展救亡活动，从物质、精神两个方面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贡献心智、力量。最难能可贵的是，海外华侨中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不惜耽搁学业，中断商务，直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仅南洋、美洲、澳洲等地粤籍华侨回国参战的就有4万多人。他们受所在国侨众之重托，值此烽火连天之际，不避艰险，从万里海外投身父母之邦，为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直接贡献，其中不少人为保卫祖国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特别是那些身处敌对国日本的爱国华侨，旅居日本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更是义无反顾回国参加抗战，有的不惜抛家离子、舍弃事业和优厚的生活待遇。
愿为中国抗战尽力
相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长河而言，八年抗战无疑只是短暂的瞬间。然而相对于一个人生不过百年短暂旅途而言，八年抗战无疑犹如漫漫长夜。而且，当七七抗战爆发时，相当一部分知名知识分子人到中年，学有专长，事业有成。郭沫若就属于这样的情形。
中共领导的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1928年受到蒋介石通缉而亡命日本。在日本十年间，郭沫若虽然过着“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生活，但他的心无时无刻不在眷恋着、牵挂着自己的祖国。他在被迫营造的宁静环境中研究学问，从事创作，取得其毕生学术生涯中最为辉煌、最为集中的成果。然而当中日交恶日甚一日，战争有可能随时全面爆发时，郭沫若毅然放弃自己心爱的学术事业，别妇抛雏潜离日本，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回国请战。
像郭沫若这样的例子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初不胜枚举。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论出于何种政治信仰，也不论隶属于何种党派，他们在民族危机日趋加深的危难时刻，都义无反顾放弃自己的信仰、见解和专业，亲自践履中国知识分子“忧以天下”的道德训条，以“大我”牺牲“小我”，以民族安危作为个人人生价值的基本取向。
以胡适为例，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七七事变发生时，胡适已是久负盛名的大学者。他向来自信最具独立政治信念、人生信仰，既不愿被朱熹牵着鼻子走，更不愿被马克思牵着鼻子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青年胡适就主张“不争主义”，提倡老子的“以柔弱胜刚强”，坚定不移反对战争，反对暴力，是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当中日关系日趋恶化时，胡适依然不相信或不愿相信中日之间有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
胡适之所以一再坚持和平信念，主张避战，显然并不完全等同于汪精卫、高崇武那些亲日派，这里除政治信念在起决定作用外，显然也与胡适当时对国内外情势的分析有关。他在1937年7月31日写给蒋廷黻的一封信稿中说：“苏俄预备了那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能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胡适主张对日和平，避免战争，是其最高理想。但他在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并不以为各方面条件都已具备，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基于此种考虑，胡适在很长一个时期，甚至在七七事变发生后，依然反对对日宣战。他在当年8月中还作过并不止一次“和平的大努力”。但当这些努力并没有获得如愿结果时，胡适毅然放弃自己的主张，而且决然暂时放弃自己心爱的学术专业，收回自己在新文化运动高潮时发出的誓言——“二十年不谈政治”、更不会介入政治，而愿为中国抗战尽力——即答应蒋介石的请求，代表中国政府到欧美各国宣传抗战，从事国民外交。1938年9月，胡适应允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从此以一介书生替国家进行战时外交，直到1942年离任，与抗战最艰难的阶段相始终。
各色知识分子走到一起
在某种意义上说，梁漱溟确实是现代中国新儒家的开山祖师。正是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时，较早也较敏锐地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全盘反传统”的内在缺欠，接续梁启超发现西方近代文化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找对了病症用错了药，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对的，只是新文化人眼中的传统并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新文化人的预设。梁漱溟准确提出传统“文本”与传统的现代阐释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并由此激起此后数十年中西文化激烈论争。
不过，实事求是评估梁漱溟，他并不是一个“学问中人”，与其说他是最后一个“儒家”，不如说他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儒者”，“最后一个士大夫”。梁漱溟虽意欲营造某种思想体系，但他更看重的毕竟是儒者的躬行践履、身体力行。因此，当他一旦清醒意识到中国现代化出路并不在“全盘反传统”，不在“全盘西化”时，他并不愿将精力用于空洞无效的理论论争，而是充分利用时机进行实验。
梁漱溟也是具有爱国心的人，他虽然对中日关系未来演化判断不准确，但他强调在战争并未真的全面爆发时安心从事既定工作，也无大错。而且，当七七事变发生后，当中国政府宣布全面抵抗后，梁漱溟也确实如他所说的那样，迅速放弃以乡村建设为手段，以应付国际变局，并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的素来主张，果敢地提出“放开眼，沉住气，运用全付精力，好生应付”的鲜明主张，以为“不容已的民族抗战似乎已经发动了。发动了，怕就不能收。与其达不到民族解放目的而收束，还不如慎于发动之前。所以既然发动了，我们就要下决心，不达民族解放目的，誓不甘休！”
梁漱溟显而易见，梁漱溟的主张已与先前明显不同，其爱国情怀、精神也确乎跃然纸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抗日战争不仅是对当时每一个中国人的考验，而且也因此缘故使左中右各色知识分子重新走到一起，携手共建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如果不是因此缘故，我们很难想象郭沫若、胡适、梁漱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三大流派有重新携手、共同合作的可能。而正是这一点，才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最深厚的思想根源、人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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