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当中，女主角盛九莉曾抱怨道：“不喜欢现代史，现代史偏偏打上门来。”
“不喜欢”源于文化优越产生的自负，而“偏偏”一词，则又意味着不得不接受“打上门”的屈辱。女学生的复杂心绪与敏锐感知，较之当日士大夫笔下“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熟滥用语，或许更多几分真切。通商口岸与不平等条约，带来了晚清民国初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也让“门里”的读书人重新打量“门外”的世界。
梁启超回忆，18岁那年（1891年）他经过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
1908年，在江西萍乡读小学的张国焘，不但已经“确信地球不是平的，而是球型的”，还知道“圣人不仅出在东方，也出在西方”。
4年后的1912年，毛泽东在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时，“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他惊奇地发现，在这张巨大的地图上，中国只是偏居一隅，长沙不过一个小点。而自己的老家——韶山，竟然根本就找不到。
据湘籍历史学者陈旭麓考证，在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当中，“洋”已经开始取代“夷”，用以描述泰西诸国。较之古代中国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称呼周边族群，“洋”字的客观表述，鄙薄之意已大为淡化。
然而，战争胜利者“打上门来”的步步进逼，反衬的却是晚清中国在“世界”面前的节节败退。
钱钟书为钟叔河编订的《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所作序言，最为精妙：“中国‘走向世界’，事实上也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开门出去也由于外面有人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后来，到了晚清士人也不得不承认，西方诸国为“文明”，而自己为“野蛮”之时，“世界”带来的观念震荡，已经相当剧烈。难怪钱钟书说：“‘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无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
既然“世界”无法回避，那么，中国如何在“世界”这一尺度下自我修正，以期被“世界”所接受，也就变得迫在眉睫。
当时一种极端的看法甚至认为，中国人在人种上就不如西方，未来只有与西方人“合种通教”，方能转弱为强。
1902年，梁启超兴奋地宣称，20世纪将是“两大文明结婚之时代”，“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易鼐也在《湘学报》上，极力宣扬通过“黄白合种”提升国民素质：“如以黄白种人互为雌雄，则生子必硕大而强健文秀而聪颖。”
与此相对，伴随义和团运动而起的彻底排外，则代表了另一种对于“世界”的极端看法。周作人回忆：“我最早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
同一时空里不同读书人心中的“世界”，竟然如此纷繁多歧。
不过，正如蒋梦麟所见，“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所以，中国人虽然极力“走向世界”，但对于西方“世界”仍心存疑虑。
湖南湘潭人杨度也觉察到，当时世界诸国“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其实，这并非杨度的个人观感。游学欧洲的王韬早前就说过：“西人在其国中，无不谦恭和蔼诚实谨愿，循循然奉公守法；及一至中土，即翻然改其所为，竟有前后如出两人者。”
章太炎也斥责这些“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
因此杨度主张，中国也不妨“向野蛮看齐”，以实现“并立于野蛮世界”的目标。
然而，支配“野蛮世界”的，只能是弱肉强食的逻辑。这样的世界也注定只是一个只认成败、不讲是非的“丛林世界”。
191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在胡适看来，世界固然由“万国”构筑，但是，那种“我之国须陵（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陵（凌）驾他人之种”的所思所行，却背离了文明的价值。因此，胡适将中国比拟为“睡美人”，而不取拿破仑眼中“醒时，世界应为震悚”的“睡狮”，正是相信“东方文明古国，他日有所贡献于世界，当在文物风教，而不在武力”。
胡适作《睡美人歌》过去百年，今日中国已经发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咏叹。回望一百年来，由“打上门来”的现代史所引发的对于“世界”的想象、体验与言说，中国读书人或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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