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代，出过一位通才，他就是刘鹗。其学识博杂，精于考古，长于文学，并在算学、医道、治河等方面均有出类拔萃的成就，被海内外学者誉为“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慈善家”。
胡适先生曾概括刘鹗的一生，称其“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辨认，三是请开山西的矿，四是贱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胡先生没有提到刘鹗的另一件大事，即他还写过令他名垂青史的《老残游记》。
作为罕见通才的刘鹗涉猎了众多领域，著述颇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除《老残游记》外，刘鹗还著有天算著作《勾股天元草》、《孤三角术》，治河著作《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七说》、《治河续说》，医学著作《人命安和集》(未完成)，金石著作《铁云藏龟》、《铁云藏陶》、《铁云泥封》，诗歌集《铁云诗存》等。
然而，刘鹗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精明强干的他屡遭官场陷害，同时又因为他贿赂官员，给世人留下了“反腐作家也腐败”之讥。他参与洋人开矿等事情，又被民间直呼为汉奸。其双面人生，令人唏嘘不已。
刘鹗刘鹗是近代较早把眼光注意到西方世界的中国人。在列强频频入侵的晚清大变局中，他为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开出的“扶衰振敝”的药方是，借用外国资本兴办实业，筑路开矿，使民众摆脱贫困，国家逐步走向富强。他给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后来与刘鹗结为了儿女亲家)的信中曾这样说道：“晋矿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
他的观点听似有理，但将国家矿藏资源的开发权交给外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更为当时的朝野所不容。
那时，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丰富的矿藏虎视眈眈，以掠夺资源来对中国实施经济侵略。1896年，“皮包”公司“北京辛迪加”(福公司)在伦敦注册后，创始人罗沙第便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进行公关。他需要先找一名熟悉中国官场又能托付些微妙任务的总经理。他的好朋友、中国招商局总办马建忠就向他推荐了刘鹗。马建忠还帮助刘鹗与晚清重臣李鸿章及其两个儿子搭上了关系，获得了足够分量的政治支持。
这时的刘鹗，曾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到湖北商办芦汉铁路，但却玩不过盛宣怀的手腕，受排挤落马;随后他又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建议修筑津镇(镇江)铁路，却卷到镇江乡党的内斗中，惹了一身骚。
刘鹗还因进京行贿而在京城官场中留下了相当负面的评价。他曾带“字画数十件余”前往行贿身居高位的另一老乡翁同龢处，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他在1895年五月廿一日的一则“日记”为证：“刘鹗者，镇江同乡，屡次在督办处递说帖，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十件餂余。记之以为邪蒿之据。”
刘鹗行贿翁同龢，自然是为了“承包”铁路工程，没想到翁同龢高风亮节，不念同乡之谊，不为重金所动，还在日记里把刘鹗的这一丑行记录下来了。
所以，当罗沙第来北京时，在总理衙门工作的刘鹗正郁闷不得志呢。经马建忠牵线，自然一拍即合，刘鹗便欣然出任福公司的华人经理，开始了其颇受人诟病的买办生涯。
刘鹗的买办生涯伊始，他的亲家毛庆蕃、妻舅高子谷都曾经居中帮忙。毛庆蕃是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的亲信下属，刘鹗与翁同龢的交往，由他承转。翁同龢对福公司的态度，他也随时向刘鹗透露。高子谷虽然是刘鹗在总理衙门的同事，但他身为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孙女婿，其能量自然非刘鹗可比。王文韶以军机大臣身份兼管外务部之后，高子谷掌管着外务部的电报密码本。清廷高层关于福公司事务的机密文电，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知刘鹗。
曾经商海的刘鹗是操作高手，善于打擦边球，去绕开政策之限制。当时矿藏是严禁外资染指的，刘鹗便想了个办法：煤矿在名义上还是国有，自己开采，但因为资本不够，便向福公司借款白银一千万两，福公司因之而获得了山西盂县、平定州与潞安、泽州两府属矿六十年开采权中利润的50%，并承担其间所有的开支。合同名为“筹借洋债”，但既没有规定还款期限，也没有规定借款利息，实质上就是变相卖矿，于国于民皆不利。
刘鹗的此举，自然侵害到了山西当地窑主们的利益，大家义愤填膺地群起而攻之，强烈指责刘鹗的此举实为卖国行径。山西的窑主们广为发动各种社会关系，山西籍的京官和举人们交章弹劾，声势浩大，当时正是华北仇外气氛活跃，朝廷也是保守派当道，于是，山西巡抚胡聘之被勒令提前退休，刘鹗则被开除公职。福公司也暂时偃旗息鼓，被迫停止运营，直到义和团运动后才在山西重新运作，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山西之矿中饱了福公司之私囊。
在山西遇到的麻烦，使刘鹗汲取了教训。痛定思痛后，他在河南的做法就有所改变。福公司的河南业务相对比较顺利。在河南，刘鹗低调地躲在幕后，让他的亲家、分省补用道程恩培和翰林院检讨吴士钊，出面成立了“皮包”公司“豫丰公司”，豫丰公司一无资金二无矿址，其实就是专为福公司绕开外资禁令而量身打造的一顶“红帽子”。随后便是“标准流程”：豫丰公司向福公司“借款”开矿，由意大利公使萨尔瓦作保，在河南地方官员的大力配合下，很快获得朝廷批准，开设了焦作煤矿。刘鹗成了福公司的红人，忙得不亦乐乎，不仅帮着修订焦作煤矿章程，还协助老外分送股票、安排“买办们”的工作和报酬等，深深参与到煤矿的实际管理中，在为国人所痛恨的买办路上越走越远。
战果辉煌的福公司中国业务拓展得很快，在四川麻哈金矿，浙江衢、严、温、处四府煤矿铁矿等业务中，刘鹗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上蹿下跳，左右逢源，帮着福公司四处打点，被民间直呼为“汉奸”。先富起来的刘鹗也先后在上海自办商场、纺织厂，但都失败;随后干脆和日本人合作在东北开设盐场，违反国家政策大肆走私到缺盐的朝鲜，牟取暴利，也帮了日本在朝殖民当局的大忙。又私自拜见日本使节要人，并多次东渡日本，这些都构成了他的人生污点。
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这一年夏天，中国与当时世界上8个主要强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100多年前爆发的动荡也被中国人称为“庚子国变”。庚子之变发生，慈禧太后仓皇西逃，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恣意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北京居民同时还面临饥饿威胁。刘鹗于八月冒险北上，九月初抵京后，致力救济并参与和议斡旋条款。
当时北京市面上无粮可供，刘鹗从上海购粮食经海路运至天津，再运到北京。他创办了平粜局，一面粜，一面赈。时俄军占领北京太仓，因仓内有老鼠，俄军扬言要举火焚烧，刘鹗紧急联合其他赈济团体集款，将太仓存米全部买下，作为平粜，救下许多人的性命。不料后来此举成为刘鹗“盗卖太仓官米”的一大罪状。
1905年，刘鹗与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合伙买下江浦县九濮洲3890亩地皮，其中刘鹗名下为1945亩，并办理了执照。刘鹗认为这个地方将来会成为商货吐纳之所。江浦有个豪绅陈浏，曾做过五品京官。这时朝廷决定筑津浦铁路，以浦口为终点，地价势将攀升，他见刘鹗买了浦口附近的地皮，占了便宜，便设计通过京中御史吴文翰将禀帖投到军机处、外务部、邮传部，控告刘鹗“私集洋股，揽买土地”，欲将刘鹗置之死地。
于是刘鹗被抓拿归案，后被流放到迪化(今乌鲁木齐)。
在迪化期间，刘鹗在行医诊病之余，还经常与当地的文人墨客诗文唱和，可惜现已大多失传。他还发挥其叙景状物的特长，用对联的形式为后人勾勒出一幅维妙维肖的清末迪化风土图，令人叹为观止：“流水小桥催钓影，春风深巷卖花声。”
1909年七月初八，刘鹗突然中风，于贫病交加中逝于迪化，终年52岁。三年后，大清国也同样急性中风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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