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全盛时期，人才济济，号称一百零八将。一百零八将中，论武功、韬略、相貌，宋江都排不上号。因此，历来有不少人对如下问题怀有浓厚兴趣并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为什么是宋江最终坐了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或者说，宋江凭什么坐上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
历史上确有宋江其人。但是，他的事迹，文献记载十分简略。散见于《宋史》中的，不过是如下一些简短的语句或段落：“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东京、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徽宗本纪》)“宋江寇东京，(侯)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侯蒙列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张叔夜列传》)
就是说，宋江的家庭出身、生平经历等情况，史书中基本上都没有记载。《水浒传》中坐了梁山泊第一把交椅的宋江，实际上是施耐庵、罗贯中等虚构出来的一个文学形象。
根据小说家塑造的文学形象探讨其人生的成功之道，不免有隔靴搔痒之嫌。我认为，还不如思索一下这样一个问题：《水浒传》作者为什么要把梁山泊老大宋江写成这样的一个人物？
我初步思索的结果是：《水浒传》作者之所以把梁山泊老大宋江写成那样的一个人物，有其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客观原因是，宋朝是重用文臣、抑制武将的王朝，社会观念比较容易认可由文职人员担任主要领导。这个现实，作家不能不加以尊重。主观原因是，作家通过塑造宋江这个人物，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表现自己的理想情趣，展现自己的军政才能。换言之，宋江这个人物形象中，很可能有作家本人的影子。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罗贯中是何许人，历史文献中没有像样的记载，学术界也众说纷纭，未能达成一致的结论。但有一点大约是公认的：他们生前都不是飞黄腾达的成功人士，而是际遇坎坷、未能尽展抱负的落魄文人。换言之，他们都有点像他们笔下的宋江。
(图)戴敦邦水浒人物图谱，宋江(1073~1124)，字公明，古典名着《水浒传》中的第一号人物，为梁山起义军领袖。
宋江身上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忠义孝悌、慧眼识才等等优点，有可能是施耐庵、罗中等自身所具有的优点的文学夸张，也可能是他们理想中的为人处世之道。这些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有两处文字，仔细品味，不难发现，它们跟《水浒传》的行文风格有明显的差异。
如果说《红楼梦》有点像室内剧的话，《水浒传》则更像动作片，其中的英雄好汉，因为被发配或畏罪逃亡，经常要作远距离的野外行旅。尽管如此，《水浒传》却不同于西方小说，也不同于中国现当代小说，基本上不对自然景物进行详细的描写。山林景色，往往只是“却早望见一座高山”、“好一座猛恶的林子”一类简短的交代。小说叙事的重点，是人物和故事情节，景物只是故事发生的场景，跟人物的内心情绪、审美趣味，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无意欣赏山水景色的匆匆过客。
那两处文字，出人意料地，把宋江写成了自然景物的观赏者。请看：
其一，宋江跟武松分别之后，去清风寨找小李广花荣，路过清风山，“宋江看了前面那座高山生得古怪，树木稠密，心中欢喜，观之不足，贪走了几程，不曾问的宿头。”(“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
其二，宋江在江州跟戴宗、李逵、张顺会面后，因为吃了太多的鱼，“破腹泻倒在床”。经过五七日休养，病愈之后，想去寻找戴宗、李逵、张顺。不巧，一个也没寻到。“独自一个闷闷不已，信步再出城外来，看见那一派江景非常，观之不足。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上有苏东坡大书‘浔阳楼’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郓城县时，只听得说江州好座浔阳楼，原来却在这里。我虽独自一个在此，不可错过，何不且上楼自己看玩一遭……。’宋江便上楼来，去靠江占一座阁子里坐了，凭栏举目看时，端的好座酒楼。”(“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这两处在《水浒传》中显得有些游离另类的情景交融的文字，可以用来佐证前人关于《水浒传》也是作者发愤之作的论断，可以用来证明我关于宋江乃作家本人人生理想之化身的猜测。它们是作者自身性情爱好不经意间的自然流露。从艺术规律上讲，这两处文字中的人物，更像陶渊明孟浩然一类的山水派诗人。一直忙着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山东及时雨宋公明”这样的人物，不应该是如此闲适、诗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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