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中国文化界享有声誉的杂志，以敢于发表有胆有识的文字著称，这三位作家也都以思想和文笔活跃见长。然而直到接近20世纪末的时候，才由他们出面在这样的刊物上，代表中国的思想界为长期以来蒙受“汉奸”罪的数十万“出国谋职谋生或求学的同胞”平反。
同样是这家杂志，同年的10月号又发表了一篇李零的《汉奸发生学》，专门讨论“汉奸机制”，即汉奸是怎样被逼无奈而产生的。他举了历史上几个著名汉奸的例子：伍子胥引吴兵灭楚，申包胥请秦军复楚，越王勾践尝吴王夫差之粪，李陵兵败而降匈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这几个人除了吴三桂，都是历史上的“正面形象”。伍子胥灭楚，是因为楚王无道，听信谗言，夺媳杀子，株连忠臣伍子胥的父兄，逼得他出逃吴国，引兵灭楚，掘墓鞭尸。他连夜过昭关的故事，早已改编为名满京城的京剧剧目。申包胥是伍子胥的好友，为了实现“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的诺言，竟如秦乞师。
人家不答应，便倚廷而哭，七天不吃不喝，终于哭来了救兵，完成了复国的大业。幸好秦军功成即退，没问他要土地要劳务费。越王勾践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他屈膝求生、恭谦事敌、丧权辱国，乃至尝仇人的大便以取媚，如此“卧薪尝胆”其实是恶心丧胆，都成了“笑得最后”的必要代价与铺垫。伍子胥、申包胥、勾践都是汉以前的人物，严格地讲不能算“汉奸”，那时还没“汉”呢。拿他们举例，是为了说明“汉奸”发生的原理，即动机的正义性：讨伐暴君、光复祖国、忍辱复仇。第一个真正的汉奸是李陵，他身为汉朝将军，被俘，投降，娶匈奴公主为妻，终身不归汉。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崇高的、正义的动机，作为人们往后为他翻案的借口。他走上这条不归路，是被逼出来的：武帝任人唯亲重用无能、发给的兵马太少而不得不以步卒5000对抗匈奴主力80000、友军拒不救援坐视其全军覆没、公孙敖谎言其叛致使李陵全家被诛……。
所谓“汉奸机制”，李陵一案最为典型。虽然没人说他不是汉奸，但总觉得情有可原。加之李陵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嫡孙，又有太史公司马迁为他讲公道话而惨遭腐刑，而且他只老老实实做人家的驸马，并没领兵前来攻汉，因而还能获得相当大的同情。如作家张承志在散文《杭盖怀李陵》中评说：“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据《汉书？匈奴传》，公元前96年，即汉武帝太始元年，亦即李陵全家被诛不过两年，匈奴使大将与李陵领兵3万余骑追击汉军，在浚稽山转战九日。此役以“伤奴甚众”，匈奴退兵告终。)
吴三桂是导致清朝入主中原的关键人物。历史学家对他大都是贬，也就是“反面形象”。同样是当汉奸，动机一点都不崇高：“冲冠一怒为红颜”;脑袋也不清楚：说好了只是联清平闯，打到后来却变成了投清灭明;操守则更谈不上了：投了一次就算了，好好地当你的汉奸，还能做成个洪承畴、范文程一类人物，也不失为一种功名，偏又要再反，叛了再叛。近年有李治亭著《吴三桂大传》，将这个人们印象中“贪生怕死、寡廉鲜耻的末流汉奸”作全面、公正的分析，发现以前的很多误解。他引清兵入关，本想当申包胥，不料却当了个伍子胥。不论是什么胥，总之他这汉奸当得也是事出有因，身不由己，甚至还有些悲壮和负责任，不能简单归为“反面人物”一类。何况今日之中国，早已是胡汉一家，当年的“汉奸”，其实是站在“历史的正确选择”(余秋雨语)一边，为优秀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取代昏庸无道、腐败无能的汉族统治者贡献力量。拿吴三桂来说，如果不是他引狼入室，充当侵略军的马前卒，领着中国人打中国人，一个有史以来最好的朝代怎么可能那样迅速地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到底是他的功还是他的过？硬要以“功过”来评定，那他最大的过应该是最后对侵略者的背叛，即反叛清朝，破坏新秩序下的安定团结，而绝非当汉奸这档子事。
《汉奸发生学》当然没说到这些，只是举了这些“好汉奸”的例子。这些汉奸既“好”，当汉奸又实出无奈，所以我们不能过多地指责他们，要指责也只好去指责迫使他们当汉奸的“机制”。李陵有没有投降的权利？中国的历史上，值得讨论的汉奸当然不止这几位，作者单挑了那些好说的说，不好说的都避开了。让人觉得，汉奸的发生大致有两种，一是出于道义，一是迫于无奈。这都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至于其他的机制呢，可惜没能说下去。
我们再来讨论李陵，不妨就从发生机制着手。假设他不是教匈奴闻风丧胆的名将李广之后，假设司马迁没有因他受施腐刑，假设汉武帝不搞任人唯亲，假设拨给他的兵马充足强壮，假设没有小人谗言致使他全家被诛，假设没有这一切“机制”，他只是兵败被俘，可不可以向匈奴投降？依汉律当然是绝不可以，就是所有的假设都是反的也不可以。我们讨论的不是汉律而是道义。不允许自己的士兵、将军失败后向敌人投降，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未免太残忍了。投降无疑是一种耻辱，但如果你尽了最大的力量和勇气，陷入重围和绝境无法解脱，那就虽辱犹荣。李陵正是这样的情况。
战争也是一种“游戏”，有一定的游戏规则。中国古代就有“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的惯例。现代战争更有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禁止杀害和虐待俘虏、禁止攻击红十字救护人员、禁止攻击平民等等国际条约。固然现实中常有违约的暴行发生，如南京大屠杀之类，但它作为国际间公认的准则是不可动摇的。军人的职责是战斗，而不是白白送死。在无法取胜和解围的情况下，他有放下武器的权利，他有投降后保持尊严的权利，他有不被自己的同胞歧视和迫害的权利。美军飞行员遭敌方击落生俘，被迫在电视上供认自己的罪行、指责自己的政府，一旦释放归乡，他仍然会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
一般学者认为，中国的汉民族，基本形成于汉代。秦统一诸夏，融合四方各族，即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经两汉约400年而有汉族。后来又不断融进北方各族的血缘，才有今日的“大汉族”。汉族的第一个心腹大敌──匈奴，大部分终于融入汉族。以至于西晋末年，匈奴人刘渊据平阳建汉称帝，竟以汉朝皇室刘氏子孙自居，口口声声“昔我太祖高皇帝”、“我世祖光武皇帝”，要为汉家的列祖列宗光复丢掉了数十年的江山社稷。既然迟早是汉一家，指责当年的李陵为“汉奸”，又有何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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