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为官者行贿受贿、贪赃枉法者的确不少。如何去治贪惩腐，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历代的明君圣主对之均十分重视，所践行的反腐招数五花八门。其中，隋唐时期两位明君的反腐手段，颇为奇特。
隋文帝“钓鱼”反腐
前几年，上海的“钓鱼”执法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历史上也曾有过类似“钓鱼”行为，抛鱼钩的幕后操纵者就是隋文帝杨坚。只不过，二者尽管形式相同，性质却截然不同。上海的“钓鱼”执法为百姓所深恶痛绝，是不折不扣的腐败，而隋文帝的“钓鱼”却是大获民心，是手段奇特的反腐举措。
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他结束中国自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在位23年，勤思善治，他建立正式行政区域实施有效管辖的范围超过了以往。唐朝到630年也未完全恢复隋朝的疆域。隋朝的军队歼灭或重创了突厥、吐谷浑、契丹、高丽等，阻止了异族的强大与崛起，文治武功均有很大的业绩。隋朝首创三省六部制、开皇律、科举制等，这些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如唐朝的国家体制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好多就是直接照搬隋朝的。《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道：“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中华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杨坚性格沉稳内敛，治国有道。《隋书》中对他的评价是“深思治术”，这可从他开创的一直沿用至今的科举选拔制度上，略窥一斑。这种制度摒弃了出身的贵贱，不限门第，唯才是举，也废除了九品中正制的推荐选拔，推荐即是人推荐人，自然存在弊端。而以试取第，体现很大程度的公平性，堵住了用人上的腐败之源。
杨坚还是个体察民情且身体力行的好皇帝，他对老百姓的甘苦非常在意，带头与老百姓同吃苦。当时，关中每遇荒欠，往往都会有大批的灾民为了吃饱肚子，长途跋涉去粮食收入情况较好的洛阳一带逃荒。而此时就会上演一出官民一体逃荒逐食的大戏，这些西来的难民的头头有时候居然会由大隋的天子杨坚亲自来充任。开皇四年和十四年，杨坚就曾先后两次担当这批要饭的头儿，带领浩浩荡荡的要饭大军开往洛阳。《隋书》专门有“逐食天子”一章，记载了隋文帝杨坚带领难民逐食的具体经过。
唐太宗“温柔”治贪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开明君主，他以隋王朝的覆灭为鉴戒，勤于政事，精于用人，严于治贪，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李世民治贪，重于监察，在全国上下建立了完整的监察机构。贞观八年，分遣李靖、杨恭仁、王圭等为风俗史，巡省天下，后又遣十七道巡察，派出巡察使二十多人，考察地方风俗和官员的政绩。他把地方官的姓名记录在屏风上，有什么政绩和恶迹都记在名字下面作为奖惩依据。贞观二十年，刺使、县令以下的地方官，上千人因政绩不佳而受惩处，七人被处死，二十人受到提拔。太宗治贪，严于执法。他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他要求臣下必须严格遵守，一经发现贪污受贿者，定对其绳之以法。吴兢在《贞观政要》里说，唐太宗“深恶贪浊，有枉法贪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谴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
有趣的是，李世民对那些受贿的贪官别开生路，不是“处罚”，而是“奖励”。你贪什么，就奖你什么;你贪多少，就给你奖多少。
有个叫长孙顺德的官员，有一次他收了别人的贿赂绢绸数十匹。这事被李世民知道了，于是通知五品以上文武官员，某月某日准时到金銮殿里开会，不得迟误。文武官员整整齐齐地站在台下，全神贯注地听皇帝李世民训话。李世民开门见山，轻描淡写地通报了长孙顺德的受贿情况，通报完了，李世民问了一句：“长孙顺德受贿数十匹，这说明了什么？”众官诚惶诚恐，莫不敢言。李世民便大声说：“这说明了长孙顺德家里缺乏绸缎啊！好，你家缺绸缎，我就奖给你绸缎。”他叫人搬来许多绸缎，都压到长孙顺德的背上，叫他亲自背回去。长孙顺德僵在那里，大汗淋漓。过了一段，又发现了像长孙一般作奸犯科者，如右卫将军陈万福，大搞索拿卡要，索取了驿站数石麦麸。唐太宗如法炮制，也是以这种方式给予他奖励，叫他当着大家的面，将几石麦麸从朝堂挑回家去。陈万福羞愧满面，狼狈不堪，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如此的“温柔”肃贪，不亚于霹雳手段所取得的效果。李世明在位期间，是历史上贪污腐败最为收敛的时代之一，盛世清风习习，为百姓所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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