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权力之间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拥抱还是抵制？这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在专制社会，知识分子只能是依附者；在民主社会，知识分子已经走下圣坛，拥抱还是抵制权力成了一个伪问题。
最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是转型社会的知识分子。比如，民国时期，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前，“一个领袖，一种主义”的鼓吹在后。在这样的混沌时代，知识分子何以自处？
鲁迅的选择是跟当局对着干，直到死，他还“一个都不宽恕”。但不可否认的是，鲁迅的批判大于建设，他深刻但不明晰，他并没有给混沌的时代指明方向。
蒋廷黻、翁文灏的选择是加入政府，改造政府。在他们这些“好政府主义”的实践者看来，与其痛恨黑暗、批判黑暗，不如冲进黑暗，做一个燃灯者。
这些人善良、热忱、能干、不同流合污，但“好政府主义”的幼稚注定了他们试图改造政府的努力终将失败。呼啦啦大厦将倾，又岂是几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好官支撑得了的？
胡适的选择很特别，他在大方向上不反对国民党政权，但他终生不愿当官，他看重的是知识分子独立发表见解的权利。他宁愿“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而拒绝加入政府。
他有意识地承担起了启蒙思想家的责任。从《新青年》《努力周报》到《独立评论》，再到《自由中国》，胡适办了一辈子杂志。
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一再拒绝最高当局的延揽是需要勇气的。要知道，早在1933年，汪精卫就曾邀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部长；1947年到1948年，蒋介石先是邀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后又邀请他参加总统竞选或出任行政院院长，但都被他婉拒了。
试问，有几个读书人能顶得住如此诱惑？
胡适的选择被政治反对派解释为“小骂大帮忙”。但何为“小骂”？胡适在1929年国民党如日中天的时候就接连批评孙中山的训政思想，称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叶楚伧是“反动分子”，惹得国民党上下一片讨伐，并组织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教育部部长还下达了对他的警告令，这是“小骂”吗？
1953年到1954年，胡适不断发表文章向政府争取言论自由，以至于后来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印发了《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诋毁胡适是共产党的“帮凶”，这是“小骂”的结果吗？
1960年，《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以“涉嫌叛乱罪”被台湾当局逮捕当天，胡适就复电“副总统”陈诚，直言当局此举“恐将腾笑世界”，这又是“小骂”吗？
胡适是官宦人家出身，在是否入仕的问题上，他也不是没有过丝毫纠结，但他为何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样一个“里外不是人”的人生定位？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是自由主义的信徒。
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不可能加入一个不民主的政府的。而胡适之所以不反政府，主要是因为自由主义主张在承认既有秩序的基础上对社会进行改良，而不是推倒重来。当然，在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改良可能是另一个问题。
考察一下胡适一生的交际圈是别具意味的。翻遍《胡适年谱》，不难发现，作为知识分子领袖，他一生与知识分子往来最多，其次是与国民党高层颇多交流，但几乎从无和新兴的企业家阶层交往的记录。
抛开中产阶级而欲求民主、自由，无异于缘木求鱼，这大概是胡适的局限，也是其他自由主义者应该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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