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等秘书专科学校毕业后，20岁的我来到上海求职。
意料之中却又难以接受的是：在这座繁华而竞争激烈的城市，很多高学历的本地人都在四处寻找工作。
每一次，当不会讲上海话的我被对方彬彬有礼而又冷淡地拒绝后，我总是深呼吸，对自己说：“最糟糕的还没来。”就在第43次说完这句话之后，我被一家传媒公司录取了，成了平面部经理的秘书。
我带着有些僵硬的微笑，和未来的上司打了个招呼。“最糟糕的还没来”，转过身的刹那，伴着泪水，我又禁不住脱口而出。
每天工作从早晨整理经理办公室的文件开始，为经理冲咖啡、打字、复印、传真，还有接电话。
我没有时间抱怨，因为我要为每个月的薪水而努力。
晚上，回到自己租的地下室，常常是换下套装就沉沉地睡去。半个月后，我终于习惯了格子间里的白领生活，习惯了每个人称我为“Halen”,开始微笑着品尝“东方明珠”下的精彩，欣赏黄浦江畔的生活。
经理去深圳参加一个品牌时装广告代理竞标会，行前嘱咐我把最近一段时期的广告资料按日期整理好。
在他还有三天回来的时候，我提前完成了工作。兴冲冲地把整理好的文件放到经理办公桌上时，那枝倍受经理珍爱的“派克”笔被文件夹扫到了地板上。
我俯身寻觅的时候，该死的高跟鞋一不小心毫不留情地把笔踩断了！
全身的血一下涌上来，捧笔在手，大脑竟是一片空白。缓过神儿来后，我还是把断笔从垃圾中翻出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决定依照原样去买枝新的。
可是，等我赶到“派克”笔专卖店，一看价钱，几乎吓晕过去：3282元啊！那一刻我沮丧到极点，脑海里有两个小人儿不断地在打架，一个让我赶快从公司溜之大吉，另一个却让我坚持下去……最后，还是后者占了上风。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最糟糕的还没来，怎么能当逃兵呢？
于是，我向要好的同事借了3000块钱，赶在经理回来之前把新笔放在了老位置。
经理似乎并没发觉他视若珍宝的“派克”笔已被移花接木，而是兴奋地和我说着竞标会上的见闻。
“上海还有一家私人工作室参加竞标，是个很强的对手。我们一定得努力争取，如果成功的话，这将是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单。”
我嘴上应和着，心里则一直在暗自庆幸躲过了小小的一劫。
半个月后的一天，经理对我说：“Halen，你去图片社把我们上次拍摄的胶片取回来，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是我们这次投票的核心，丢了可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图片社在浦东开发区，我坐渡轮渡过黄浦江，很顺利地拿到了胶片。
回返时，渡轮已经启动了，一位头发花白的阿婆却提着竹篮，踉跄地从船尾小跑过来，用上海话慌张地喊道：“等一下，让阿拉下去。”
路过我身边的时候，阿婆一个趔趄，几乎摔倒。船老大不肯停船，怕麻烦。
我感觉阿婆一定有什么急事要办，就忍不住替她哀求船老大，船老大还算给面子，尽管不是很情愿，还是把船靠了岸，我搀起阿婆的胳膊，将她送下船。
渡轮重新启动了，阿婆站在岸上挥手道谢之后，匆匆离去。
这是我来到上海后第一次有上海人对我说“谢谢”，我不免有些洋洋自得。
当我被潮湿的江风吹醒，发现那袋胶片不翼而飞时，船已经是在江中心了。
我从船头走到船尾，急得几乎跳江。有人用上海话窃笑：“外地人真是……”
肯定是扶阿婆下船的时候掉的，渡轮靠岸后，我返回对岸去找。
我寄希望于阿婆发现了那叠对她来说毫无用处的胶片，等在码头……可是这丝希望很快就被无情地击碎了。
“会不会被人扔进垃圾桶？”我顺着码头分别向不同的方向翻了6个垃圾桶，根本没有纸袋的踪影。“不会是掉在江里面了吧？”我终于忍不住，蹲在码头上大哭起来。
看来，这次我是真得逃跑了。上次把“派克”笔踩断，我虽然背上了一笔不小的债务，却还可以挽回。
这次，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这袋胶片是公司花高价请著名模特、一流摄影师去苏州、周庄拍摄一个礼拜的结晶，一旦丢失，这次竞标就算彻底玩完！
可是，冷静下来后，我觉得还是不能逃跑。
最糟糕的还没来！我想起渡轮上那些开口闭口“阿拉”不停的上海人，如果我放弃，就意味着我这位外地打工妹更让“阿拉族”瞧不起。
我不能逃避自己该负的责任，必须为自己的尊严找回胶片，就算找不到，我也要给公司一个说法。
我在码头附近问了很多人，也没有得到关于阿婆、关于胶片的任何线索。就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手机响了，是经理打来的。“Halen,怎么还不回来？你已经替公司打了一个大胜仗！”
我莫名其妙地赶回公司，看到经理正和阿婆以及一个陌生的年轻人交谈，那袋丢失的胶片就放在经理的办公台上。“
你是Halen?”年轻人微笑着说，“这位是我母亲，今天她来看我。我不在，她就为我煮了粥。可是离开的时候，却忘记关火。幸亏你帮她拦住了船老大，不然我的工作室就化为乌有了。”
经理也微笑着走过来：“这位是何先生，就是我说过的竞争对手。不过，现在我们已是合作伙伴了。”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说过，最糟糕的还没来吗！你看，只要你善良，只要你坚持，只要你肯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努力地去寻找解决的办法，最糟糕的就永远也不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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