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的这种死法，常常使读书不细的人误以为他死得很体面。这事要怪司马迁。司马迁在为晁错作传时用了“春秋笔法”，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似乎是皇帝给晁错留面子，让他穿着朝服去死，享受了“特殊待遇”。
班固就没有司马迁那么厚道，不客气地揭老底说“绐载行市”(其实司马迁也说了这话，只不过是在《吴王刘濞列传》)。绐，就是诳骗。晁错是被骗到刑场的。奉旨前去执行命令的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中尉)陈嘉大约并没有告诉晁错朝廷要杀他，晁错也以为是叫他去开会，兴冲冲地穿了朝服就上车。晁错之死，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给他辩护的机会。
这实在可以说是“草菅人命”，而这个被“草菅”了的晁错也不是什么小人物。他是西汉初年景帝朝中的大臣，官居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个什么官呢？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所以晁错的地位是很高的。一个高官不经审判甚至还身着朝服时就被处死，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事情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程度，二是对手痛恨此人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现在看来，晁错的死，两种情况都存在。
晁错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晁错是一有机会就要向汉景帝鼓吹削藩的。而且，正是因为他的极力主张和一再鼓吹，景帝才最终下了削藩的决心。什么是“削藩”呢？简单地说，就是削减藩国的辖地。所谓“藩国”，就是西汉初年分封的一些王国。这些王国的国王，不是皇帝的兄弟，就是皇帝的子侄，是大汉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削藩，无疑是要剥夺他们的权力，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凤子龙孙岂能心甘情愿束手就擒？所以，削藩令一下，最强大的两个王国──吴国和楚国就跳了起来。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联合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起兵造反，组成七国联军，浩浩荡荡杀向京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也叫“吴楚之乱”。
七国兴乱，朝野震惊，舆论哗然。景帝君臣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商量对策。这时，一个名叫袁盎的人就给景帝出了个主意。袁盎说，吴楚两国，其实是没有能力造反的。他们财大气粗不假，人多势众也不假，但他们高价收买的，不过是一些见利忘义的亡命之徒，哪成得了气候？之所以贸然造反，只因为晁错怂恿陛下削藩。因此，只要杀了晁错，退还削去的领地，兵不血刃就能平定叛乱。袁盎是做过吴国丞相的，说话的分量就比较重一点。何况这时景帝大约也方寸已乱，听了袁盎的建议，就起了丢卒保车的心思。
事实证明，袁盎的这个主意并不灵。晁错被杀以后，七国并未退兵。袁盎也从此背上了一个恶名：挑拨离间，公报私仇，谗言误国，冤杀功臣。其实，把错杀晁错的责任都算到袁盎身上，也是冤枉的。因为袁盎当时的身份，只不过是一个被罢了官的庶人;他向景帝提出的，也只不过是一项“个人建议”。然而处决晁错却是正式打了报告的。打报告的是一批朝中大臣，包括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当时的制度，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是“三公九卿”。也就是说，打报告的分别是一个政府总理，一个公安部长，一个司法部长，三个人联名弹劾晁错，分量很重。这说明他在朝中平时就“不得人心”。为什么那么多人和晁错搞不来呢？性格是重要原因，《史记》、《汉书》都说晁错为人“峭直刻深”。峭，就是严厉;直，就是刚直;刻，就是苛刻;深，就是心狠。这可不是讨人喜欢的性格。不难想象，晁错在朝廷上一定是咄咄逼人，逮住了理就不依不饶的。
晁错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成熟的政治家起码看三步：首先，他事前一定要把来龙去脉和利害关系都想清楚了，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周全。其次，事情发生以后，他一定得临危不惧，不能自乱阵脚。第三，对于已然发生的问题，包括种种不测，他要有足够的智慧指挥若定地逐一解决。用苏东坡的话说，就是“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而且对欲行之事、所行之事“能不能为，可不可为，何时为”，都有准确判断。晁错是不折不扣的忠臣，削藩的目的绝对是力保刘姓江山，还为此气得老爹服药自尽。但正是因为他的性格缺点和政治不成熟，只管吵吵着削藩，一旦要削了，开削了，削出事了，他自己先蒙了，最终落得死在自己的政治之见上。综上，晁错死得很窝囊。“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只是吴楚起兵的借口，“亡臣子礼，大逆无道”也非晁错被杀的原因。真正原因还是削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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