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嗜酒，没有当皇帝以前，他是后周世宗手下的大将，有一次想喝酒，周世宗的一位亲吏曹彬掌管御酒，曹彬跟赵匡胤关系也不错。但是，他说什么也不给赵匡胤酒喝。赵匡胤有点不高兴，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矫情？咱俩这关系，你给我点好酒应该不是问题吧？曹彬说：这是官酒，我不能随便送人。赵匡胤说：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曹彬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自己花钱买了瓶好酒给赵匡胤。
这样被人当面不给面子的事情，赵匡胤遇到过好多次——赵匡胤还没有发迹的时候，到处找工作，流落到长武、凤翔一带，见了节度使王彦超，希望能被收留，给个工作。但王彦超给了赵匡胤一点钱，把他打发走了。
后来赵匡胤建大宋，当了皇帝，将前朝的藩镇节度使召集入朝开会，在御花园大摆宴席，隆重招待。宴会上，人人都借着酒兴显摆自己跟当今皇上当年有过什么交情，只有王彦超低头喝酒，言语不多。
赵匡胤发现了，问王彦超想什么呢，王回答说，自己没有什么功劳，不配当这个节度使，愿意卸职，能给皇帝当一个卫士就好了。赵匡胤说以前的事儿，谁能说得准！王彦超颜色稍缓。赵匡胤玩兴大起，低声问他：那你说说，当初为什么不收留我？王彦超说：我那儿的水浅得跟牛蹄窝里的积水一样，怎么能容得下一条神龙？再说，我当时若收留了您，您就不一定有今天了。赵匡胤大笑，还让王彦超继续当节度使。
圣明之君，必然胸襟广大。赵匡胤是从后周得来的天下，立国之初，也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即人心还没有完全统一和认可他的正统地位。一般的神经质皇帝，当此时必采取紧张戒严的治理模式，而赵匡胤不，他反而很放松。一次宴会上，有个前朝后周的旧官员、翰林学士王著喝多了，大声喧哗，乱说话，有些话很难听，甚至直接讽刺赵匡胤。左右很紧张，看皇帝怎么处理。赵匡胤让人把他扶出去休息，这个王著犯了拧脾气，手死死地抱着柱子不肯出去，还往皇帝跟前移，大哭起来，场面很不雅观。第二天有人给赵匡胤奏道：王著他是借酒装疯，分明是思念前朝世宗，给陛下难堪，应当治罪。赵匡胤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什么思念世宗！他就是喝多了嘛，不许联想。再说了，即便他是思念世宗，也没什么，一个书生，思念思念而已，还能干什么？
赵匡胤去世前，给他的子孙立下三条规定：一、不杀后周皇帝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提意见的人;三、以上两条必须严格遵守。
他的后代如宋仁宗，也是有大胸襟大气度的君主。有一回某官员奏，自己手下一个小兵士的胳膊上长了一条龙状的东西。这在过去是严重犯忌的，要是在秦始皇手里，这人不但会被处死，连他家的祖坟都要刨了，还得灭族株连不知道多少人。官员将这个小兵士抓起来，等候皇帝的处理。宋仁宗闻奏，说：这算什么罪啊！人家身上长了个东西也犯法？将他放了吧。
历来科举，解决了出身寒微的读书人的上进之路，也使朝廷有纳新的机制，让天下的人才有了念想和希望——这很重要，希望与念想不一定非要兑换成现实;但没希望没念想，人才不在体制内，就永远没有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和希望，这很危险，那些人才和自认为人才的人常常就会成为国家的对抗力量，成为政府力量的对抗者和消耗者。所以，科举对于古代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贡献非常大。可毕竟能成功考取功名的永远是少数人，没考取的人，难免愤愤不平，这也是人之常情。
有一次，成都府接到一个读书人献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这明明是一首煽动造反、煽动闹独立的诗！这还了得？知府将这个人抓了，汇报给朝廷。宋仁宗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宫，看了奏折，轻淡地批复道：这是不得志的老秀才的牢骚，你们不要那么紧张，也别治他的罪。看看有没有司户参军的位子，给他安顿一下，让他有饭吃，都不容易。
王道本乎人情，不通人情者，必然自私偏狭，必然没有仁者心怀，其胸襟气度必然不宽广，虽为帝王，强权在握，刀剑横列，手段狠戾，也不会长久。《中庸》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作者：许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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