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载沣(1883-1951)，满族。奕譞的第五子，生于清光绪九年正月初五日(1883年2月12日-醇亲王府1951年2月3日)北京太平湖醇亲王府内。清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之胞弟，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之父。
光绪十六年(1890)袭王爵，成为第二代醇亲王。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军机大臣。同年11月其子溥仪入承大统，载沣任监国摄政王。次年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因此，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中(1909—1911)，他是中国实际的统治者。载沣性格懦弱，才疏识短，难当大任。他面对鼎沸的局势，又屡屡举措失当，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被迫辞去摄政王职，闭门家居，次年他被迫同意溥仪退位。
1928年，迁往天津幽居，后又去东北，1951年初，因多年老病感受风寒，于2月3日病故。
1925年，孙中山先生突然造访醇王府。一位革命领袖访问一位被革命推翻的皇族权势人物，这在当时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然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孙中山竟然对被人斥为窝囊废、书呆子的庸碌王爷夸赞表扬了一番。他认为载沣在辛亥革命中辞去摄政王，是爱国的，有政治远见的行为;载沣能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前头，而把家族利益放在一边，是难能可贵的。他又表示，深知载沣从戊戌政变中就看透了袁世凯，本来要决心除掉袁贼，只是因局势演变复杂，掣肘限制太多，力难从心。并且孙中山对载沣在“逊位”后态度冷静，不问政治，不参加复辟活动，予以充分肯定。孙中山先生访问载沣之事，不仅使载沣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还留下一张富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照片后有孙中山的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在分手之时，两人本约好下一次载沣回访孙中山先生。但不幸的是，一个多月以后，传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全府上下陷入了悲痛之中。载沣将那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供在书房里，围上素色白花，焚香蒸秉烛，虔诚地祷念早逝的一代伟人……
周总理评价载沣
周恩来总理曾对载沣作出过公正全面的历史评价。那是1960年1月26日，总理在全国政协接见特赦回来的溥仪及其家族成员时的一次谈话。特将评价载沣的内容整理如下：
1、周总理说：载沣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身不由己地被慈禧临终推上监国摄政王的高位的。慈禧当时满以为她自己还不会死，所以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第二天她明白自己活不了，想改变昨天的命令已经来不及了，又勉强加上个大事请示太后，算是了却了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因为载沣适合做摄政王，慈禧才选了他。而正是因为他不适合，慈禧才选他的。这个历史责任不能由载沣来负担。还说：载沣忠于大清，在位时尽了他最大的努力，而未能阻止王朝的灭亡，这不是他的过错。谁也不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
2、周总理说;载沣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动辞去监国摄政王的职位。他后来也没有主张对革命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站出来反对宣统皇帝“逊位”。这些表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客观上有利于革命。还说;到了民国以后，贵族和遗老中有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复辟大清王朝的活动，但载沣却始终没有积极参与。这一点也是难得的。
3、周总理说：载沣后来作为一个平民，作为溥仪的父亲，如果他移住长春去依靠他的儿子，在人情上是说得过去的。这同溥仪去当“皇帝”是不同的，同溥杰等人为“满洲国”效力也不一样。但他毕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个反对分裂祖国的爱国者。他在日伪的统治下没有屈从日本人的一再劝诱，坚持不去东北，在政治上同“满洲国”划清了界限。在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政治胆识和魄力。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
4、周总理说：到了民国时代，载沣还一直在王府里坚持实行前清的旧礼，好象是要永远坚持下去。但是到解放以后他就把它全取消了，这是他思想开通进步的表现。还说：载沣的国学底子很深厚，又是清朝末年到民国、到日伪时代历史的活见证，他如果能够有更长的寿命，一定会对文史研究做出很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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