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学家津津乐道的“银锭桥案”，即指清宣统二年(1910年)庚戌，汪精卫、黄复生、喻纪云等革命党人潜入北京，谋炸监国摄政王载沣而被破获一事。张江裁邀齐白石、李雨林绘“银锭桥话往图”，“遍征题咏，为北燕革命史留一故实”，正是为他重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做宣传。因此，要表彰作为“政治史迹”的银锭桥，须从庚戌炸弹案说起。
1942年《古今》月刊第五期上登出一则《银锭桥话往图记》，作者张江裁(字次溪)记述此事原委称：
旧京地安门外，夙多潭沼，荷芰菰蒲，不掩沦漪之色，银锭桥尤为第一绝胜处。桥东西皆水，在三座桥北，以形得名。南眺宫阙，北望梵刹，西山千万峰，远体毕现。宋牧仲诗所谓“不尽沧波连太液，依然晴翠送遥山”者是也。
沿着后海北岸往东走，到水面最窄、像个葫芦腰的地方，便是银锭桥。说是桥，一不留心就走过去了。桥头往左拐，是烟袋斜街;往右拐，便上桥。桥不高，几乎和两头的街面平行;只有丈把宽，不过两丈长。银锭桥之“绝胜处”，并非桥本身，而在这一特殊位置提供的视野。站在桥头上往西北眺望，后海的水面越来越宽，也愈发苍茫，在天水极处，浮现着一痕西山的影子。刘同人《帝京景物略》云，“过银锭桥之观音庵，立地一望而大惊”，“西接西山，层层弯弯，晓青暮紫，近如可攀”。
然而银锭桥之有名，如掌故学家徐一士所云，“非徒尝以‘银锭观山’厕八景”，“足为雅流怀旧之资而已”。其所以反复出现在清末民初直至1940年代的掌故文章中，非凭借波光山影，而是因为银锭桥作为“政治史迹”的重要性。
掌故学家津津乐道的“银锭桥案”，即指清宣统二年(1910年)庚戌，汪精卫、黄复生、喻纪云等革命党人潜入北京，谋炸监国摄政王载沣而被破获一事。张江裁邀齐白石、李雨林绘“银锭桥话往图”，“遍征题咏，为北燕革命史留一故实”，正是为他重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做宣传。因此，要表彰作为“政治史迹”的银锭桥，须从庚戌炸弹案说起。
年轻时的汪精卫银锭桥一、 庚戌炸弹案起因
庚戌(1910年)前后，革命前景不容乐观，“丁未(1907年)党人败北于镇南关，戊申(1908年)河口之役又被挫”。在武装起义频频失败的阴影下，孙中山一系遭到同属同盟会的光复会派，即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之责难。汪精卫北上前，留书孙中山云：
此时团体溃裂已甚，维持之法，非口舌所以弥缝，非手段所以挽回，要在吾辈努力为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
所谓“事实之进行”，除靠海外募捐支持的各地武装起义外，最易耸人听闻者莫过于“直接激烈之暗杀行动”。汪精卫执意投身暗杀行动，虽自称“目的在于破敌，而非在于靖内变”，然同盟会内部之“溃裂”，党人间的互相猜忌，无疑是促其决意北上行刺的原因之一。
除了党内分歧，党外如康梁一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讥讽汪精卫等为“远距离的革命家”，谓革命党首领“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1905年以后革命党人面临的更大危机，则是全国上下兴起的预备立宪运动。据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十九日汪精卫致胡汉民书，仅以广东而论，官界、绅界、商界、学界孜孜然“以选举咨议局绅为唯一之大典”，“彼伪立宪之剧团，日演于舞台以炫人之观听，而革命行动寂然无闻”，“令国人愈信立宪以弭革命之风潮”。
值此内外交困之际，汪精卫以为革命党人之活动范围不能限于海外，革命之手段亦不能囿于论战、演说、募捐等“远距离”的运动模式。其主张海外运动与深入内地直接激烈之行动“相须而行，废一不可”，“纵有千百之革命党，运动于海外，而于内地全无声响，不见于直接激烈之行动，则人几忘中国之有革命党矣”。
二、“以身为薪”之烈士情结
汪精卫临行前，啮指为血书致胡汉民曰：“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薪”、“釜”之喻，出自汪氏《革命之决心》一文：
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热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煨烬，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火不能镕，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煎熬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也。呜呼！革命党人，将以身为薪乎？抑以身为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尽所能而已。
汪精卫以为，革命之决心，发端于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扩充各自的“恻隐之心”，则能破除富贵、贫贱、威武乃至好名之诱惑。因此“至激烈之手段，惟至和平之心事者能为之;至刚毅之节操，惟至宽裕之度量者能有之”。
在汪精卫看来，由仁心而生的勇气，乃经深思熟虑的“义理之勇”，而非一时“血气之勇”。所谓“义理之勇”的两种表现，一曰“不畏死”，二曰“不惮烦”。以身为釜，即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以身为薪，即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汪精卫以为革命之事，条理万端，人当各就其性之所近者，择其一而致力焉。革命党人中，“以身为釜”，有“恒德”之代表为孙中山;“以身为薪”，有“烈德”之代表，为惠州起义时因谋炸两广总督而牺牲之史坚如。
汪精卫投身暗杀行动，虽是着眼于革命效果之最大化，其论“革命之决心”，却是纯粹的动机论——用心(即动机)是否纯粹决定道德之高下——深受王阳明“良知说”的影响。汪氏文中三次援引王阳明之言，如其答聂文蔚书曰：“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间，而非以计人之信不信”。此语不仅可以用来解释清季汪精卫不顾孙中山、胡汉民之阻，执意北上行刺一事，亦可从他抗战时期的选择及自我解释中窥见动机论的影子。庚戌炸弹案败露后，汪精卫被捕入狱，其携带的衣物书籍清单中竟有阳明学三本，可佐证王学对他的影响。《革命之决心》刊于1910年2月《民报》第26期，署名“守约”，据称汪精卫“庚戌蒙难入狱时藏于衣襟中者”，故此文可视作汪氏事先预备之自供状。
“曾将薪釜喻初襟，举世凭谁证此心”，叶嘉莹为《双照楼诗词稿》作序时称，汪精卫在诗词中所表现的，和在生活中所实践的，是他终生不得解脱的一种“精卫情结”。所谓“精卫情结”，如汪氏《被逮口占》所云：“啣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也就是《革命之决心》等自白书中反复提及的“以身为薪”之勇气。1944年胡适得知汪精卫死讯后，在日记中感叹：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
三、银锭桥还是甘水桥？
庚戌炸弹案的发生地，向多传为银锭桥。张江裁辑《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亦采此说，故邀人绘“银锭桥话往图”，欲纂《北京银锭桥史志》，意在表彰银锭桥作为“政治史迹”之重要性，藉此宣传时任伪国府主席之汪精卫的革命英雄形象。
然而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汪兆铭炸载沣”一章，则谓黄复生、喻云纪二人安置炸药的地点：
初觅得鼓楼大街，因值修筑马路，不果。改觅烟袋斜街，以无铺保，亦不果。乃定于甘水桥。此地在什刹海之旁，三面环海，仅一面有居民数家，甚僻静，与鼓楼大街、烟袋斜街，均为载沣早朝必经之道也。
甘水桥之说，乃根据庚戌炸弹案当事人黄复生的自述。汪、黄等人先后潜入北京，经营的暗杀机关为“守真照相馆”。照相馆于庚戌元旦开张，选址在宣武门外琉璃厂东口火神庙西夹道。当时摄政王上朝途经鼓楼大街，鼓楼前有短墙，黄复生等计划伺其通过时，将贮有炸药之大铁罐由短墙投下。这一方案因鼓楼大街改筑马路而未能实现。随后得知载沣上朝路线必取道烟袋斜街，又以租屋不得作罢。黄复生自称，经多方调查，最后择定什刹海旁之一小桥，名甘水桥，距摄政王府最近，为其出入必由之地。甘水桥北有阴沟一道，可于桥下埋放炸弹，人则藏于阴沟内，用电气雷管引爆炸弹。
载沣剧照庚戌炸弹案之导源地，究竟是银锭桥，还是甘水桥？张江裁曾当面询问汪精卫，然汪氏对此似乎并不在意，漫应曰，银锭桥而已。这并未打消张氏之疑虑，1943年3月2日他向老友刘振卿去信求助。刘氏平素究心北京风土，常在《实报》、《北平晨报》上发表掌故文章，考订清代遗闻轶事。张江裁信中称其虽久居北京，于北城地理不甚熟习，不知甘水桥在北城何处。与银锭桥相隔若干里。
刘振卿回信说，甘水桥在鼓楼西大街，而银锭桥在后海东部，一溜胡同西口外，官房口东口外。破此疑案之关键是摄政王入朝路线，因扈从隆盛，为警戒方便起见，乃出府东行，自鼓楼西大街东口向南，直入地安门。绝不可能出府沿后海北岸至银锭桥东，自一溜胡同出至大街，因一溜胡同宽不足四尺。又不可能过银锭桥西南行，自什刹海经皇城根入地安门。
刘振卿据摄政王上朝路线及什刹海周边地形推断，银锭桥未必与庚戌炸弹案有关。但令其不解的是，事实上北京人莫不知破案地点在银锭桥，晚清以降各家笔记、传说亦在银锭桥。另一种可能性是炸弹确实埋在银锭桥下，因当时汪精卫等人并未调查清楚摄政王上朝是否路经此桥。刘氏虽熟知京城风土及晚清掌故，但三十年来不曾撰文谈庚戌炸弹案，乃是觉得以“银锭桥”三字冠名此案不妥，因其离警戒路线太远。要探明此事，也很简单，刘振卿给张江裁支招说，只需请示当事人，当时之桥是大是小，是高是平？若大而平，便是甘水桥。若小而高，则为银锭桥。
四、以摄政王上朝路线为证
无奈汪精卫似乎对此记忆模糊，张江裁只能写信恳请刘振卿代询老北京人。对甘水桥之说，他的疑点是：一、甘水桥是否为摄政王入朝必经之路？二、有关甘水桥之历史。三、掩埋炸弹的地点，除银锭桥、甘水桥外，当日报纸上还有种说法是埋于内城鸦儿胡同小石桥下，此桥是否也在摄政王府左右？四、摄政王府究竟在银锭桥附近，还是在甘水桥旁？
对张氏上述疑点，刘振卿复信解释道：甘水桥为摄政王上下朝必经之路，此桥无历史可言，为后海行人小桥之一。据刘氏所述，甘水桥下之沟，为半明半暗。桥北端为暗沟，直通鼓楼西大街;桥南端为明沟，自此南行十几步，鸦儿胡同西口外有一无名小桥，俗称“甘水桥小桥”，桥下即为埋炸弹之所。摄政王府在甘水桥西，甘水桥在王府东墙外，小桥则在王府东南角。
在张江裁提议下，刘振卿撰文详述摄政王上下朝路线及警戒情形，刊于1943年3月18日《实报》“畅观”栏。据其考证，摄政王之白色双马四轮轿车，每日上下朝有一定的路线：出府门向东，自马圈栅门前，经小桥向北，过甘水桥至鼓楼西大街东行，经鼓楼前大街，向南直入地安门。下朝时，有时走捷径，进烟袋斜街，经鸦儿胡同，过甘水桥迤南之小桥回府。汪精卫谋炸摄政王，埋炸弹之处即在此无名小桥下。而银锭桥远在官房口及一溜河沿，与庚戌炸弹案无关。按刘氏考证，摄政王上下朝无论如何走法，均距银锭桥甚远。且就桥的外形来看，银锭桥窄而高，摄政王之双马四轮大轿车，怎能冒险走罗锅式之穹形桥？
刘振卿《甘水桥炸弹案》一文在《实报》上登出后，无人响应。其抱怨说，或许是因为新掌故家不屑为此陈谷烂芝麻费脑力，而当时之亲贵也无暇与穷酸文人打交道，故只有一个张次溪在南京瞎嚷，一个刘振卿在北京瞎喊而已。但张江裁以为“庚戌一案，实关民国奠基，事隔三十年，已传闻异词，即今不考，后将何据”。随即将其与刘振卿之来往书信编排汇印，题作“庚戌桥下案质疑”，刊发于汪伪江苏省教育厅主办的《政治月刊》上，后收入该氏所编之“中国史迹风土丛书”，改名为《北京庚戌桥史考》。
五、混入史迹中的政治尘埃
为何晚清以降，庚戌炸弹案一直被冠以“银锭桥”之名，连当事人汪精卫也索性将错就错，不愿出面澄清这一美丽的误解？据张江裁分析，还是“银锭观山”的美誉暗中成就了其作为“政治史迹”的传闻：
银锭桥所以被人误认庚戌一案导源地，虽缘近人笔记、父老传说，有银锭桥之语为修史者所据，但桥素负清幽盛誉，清季骚人墨客，相率结游其地，更藉诗咏以彰其美，名遂冠环十刹海诸桥之上。庚戌炸弹案后，诸家新闻记此役事，又大抵着眼事因与经过情形，固不遑考其发生之地果为何桥，致令银锭桥饱掠时誉，亦因其往迹殊景为人所向往而不疑之故。
汪精卫题词的《古今》杂志刘振卿做翻案文章，以摄政王上朝路线为证，指出银锭桥为什刹海后海之水流入前海之门户，然摄政王府在后海北沿，去此桥甚远，故“银锭桥案”应正名为“甘水桥案”。甘水桥之名不彰，因其无银锭桥有历史兼处地之佳。
刘振卿信中提议将汪精卫等人埋放炸弹之无名小桥，命名为“精卫桥”或“庚戌桥”、“双照桥”。张江裁于此处加按语称：“已托周知堂先生代订并撰文镌石，以垂永久。”周知堂即为《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题字作序之周作人。然当《庚戌桥下案质疑》一文更名为《北京庚戌桥史考》，收入“中国史迹风土丛书”时，张氏按语易为：“此无名小桥，改名曰庚戌桥。已请闽县李释堪先生撰文镌石，以垂永久。”张江裁邀李释堪所撰之文，即1943年发表于《古今》上的《庚戌桥记》;又名《北京庚戌桥记》，同时刊载于汪精卫支持的词学杂志《同声》月刊上。
1943年4月4日张江裁上书伪北京市政府，请将甘水桥小石桥易名为“庚戌桥”。呈文曰：
监察院简任秘书张江裁呈为标定地名以存史迹而重名贤事。案北京地安门外清摄政王府附近小桥，名甘水桥小石桥者，实为今国府主席汪公精卫于宣统庚戌发难举义谋炸权要以告国人惊天破地之处。吾中国历史地理上，所当揭橥珍重之一大端也。豫让刺赵襄子伏于桥下，施全刺秦会之亦伏于桥下，彼二子往迹，皆以桥下著名。况此甘水一桥，有系于我民族史迹之重，迥非前二者之侔乎。今甘水桥小石桥应定名为庚戌桥，标定地名，以存史迹，使百世之下，闻风者得以兴起，实为公便。
张江裁试图借政府之力，将掌故学家的翻案文章铭刻为“政治史迹”以垂永久。由此呈文可见其考订庚戌桥案背后的政治企图。
从“银锭桥话往图记”到“庚戌桥史考”，张江裁与刘振卿合作之翻案文章，与其说是出于掌故学者的历史考据癖，不如说是为了迎合1940年代沦陷区的政治局势及他个人的出处选择，刻意凸显汪精卫作为革命志士、开国功臣的“英雄形象”，为汪伪政权寻求“中国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的凭据。作为革命史迹的“庚戌桥”，说明掌故学家打捞的历史风土中难免混入政治的尘埃。
查看更多关于【风云人物】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