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在位时，越地官员送来一支女乐队，其中一名女子姿色冠代。唐宣宗初见此女，甚是欢喜，一时间缠绵缱绻，宠爱异常，赏赐无数，没过多久，唐宣宗突然变脸，一杯毒酒把她送上了黄泉路。大概是因为事件太小，或涉及宫闱秘事，史官们没有载入正史，而不少笔记、札录却当作花边新闻记了下来。
——越守尝进女乐，有绝色者。上(宣宗)初悦之，数月，锡赉盈积。一旦晨兴，忽不乐曰：“玄宗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敢忘？”乃召美人曰：“应留汝不得。”左右或奏“可以放还”。上曰：“放还我必思之，可命赐酖一杯。”(《续贞陵遗事》)
——宣宗时，越守进女乐，有绝色。上初悦之，数日，锡予盈积。忽晨兴不乐，曰：“明皇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敢忘？”召诣前曰：“应留汝不得。”左右奏，可以放还。上曰：“放还我必思之，可赐酖一杯。” (《唐语林》引《续贞陵遗事》)
——唐宣宗时，越守献美人，姿色冠代。上初悦之，忽曰：“明皇以一杨贵妃，天下怨之，我岂敢忘。”召美人，谓曰：“应留汝不得。”左右请放还。上曰：“放还，我必思之。”令饮鸩而死。(《绿窗新话》引《续贞陵遗事》)
贞陵，即唐宣宗李忱之陵墓。《续贞陵遗事》为唐人柳玭所著，该书记载唐宣宗轶事，是唐代一部小说性质的杂史，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多有采用，特别是在卷二百四十九“大中十三年”八月《考异》中，就引用了《续贞陵遗事》关于唐宣宗鸩杀越女一事，可见此事不虚。
一个当礼物送来的无辜美女，唐宣宗爱也爱了，睡也睡了，即使突然不想要了，完全可以像他即位之初“出宫女五百人”(《新唐书》)那样把这名女子遣返回乡，或将其冷落不加理睬，为何不非要将其置于死地呢？笔者分析，原因有三。
其一，唐宣宗是一位比较有思想的君主，他对唐朝由盛到衰作过反思，得出美女即祸水的结论。他没有从封建君主自身找原因，却把唐朝败落的罪责推给了杨贵妃，认为杨贵妃是引发安史之乱的导火索，而他身边那位越女无异于现实版的杨贵妃。虽然越女既没有祸国，也没有殃民，既不懂政治，也不问政治，可唐宣宗知道自己好色而缺乏自控力，如不以祖先为戒，迟早会被美色迷住，耽误国事，所以对这名越女心存芥蒂。应该说，唐宣宗的头脑还算清醒，在其表层意识中，认为只要及早将身边这位曾让他爱不释手的“女祸”除掉，天下自会太平。
其二，唐代中叶后，国势转衰，执政者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出发，积极倡导儒学，提倡妇女守贞节，唐宣宗亦然。即位后，唐宣宗对前面的穆、敬、文、武四位皇帝全部予以否定，偏偏对武宗的王才人“嘉其节，赠贤妃”(《新唐书》)，究其原因，王才人主动要求为唐武宗殉葬，是个难得的节烈女子。对于女子守节一事，唐宣宗也曾专门下过“夫妇，教化之端，其公主、县主有子而寡，不得复嫁”(《新唐书》)的诏令。在这种提倡贞节的大环境下，唐宣宗若将越女遣之出宫，既怕此女再嫁，又怕自己戴了绿帽子，坏了名声，索性将其鸩杀。
其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唐宣宗鸩杀越女应该是一种矫饰，一项表演。笔者认为，唐宣宗此举，决非单纯地担心自己沉溺于声色而误国事，实际上是在通过杀掉绝色美女，向臣民表示他不荒淫，不贪色，不受女色诱惑，如此姿色冠代的美女我都不稀罕，我李忱还留恋别的女子吗？说白了，唐宣宗是利用越女的鲜血和生命来掩饰其贪色的丑名声，以赢得其一心励精图治、不为女色所动的赞誉和口碑。男人好色是天性，唐宣宗忍痛割爱，毒死无辜美女，既说明皇权、男权的极端专制、自私、残忍与狭隘，也说明唐宣宗在情欲问题上的矛盾、困惑与无奈。
事实上，唐宣宗是一个非常贪色荒淫的皇帝，这一点从他终生不立皇后、恣意宠幸后宫方面就略见一斑。另外，从唐宣宗生有二十三个子女，而后人除了知晓其继任者李漼和爱女万寿公主为晁美人所出外，竟不知其他儿女生母是谁的史实来看，唐宣宗在私生活方面确实很乱。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绝色越女死了，但成千上万个美女还云集后宫，为了享受“性福”生活，唐宣宗不惜服用秘药，纵情床笫，甚至过了不惑之年仍然乐此不疲，成为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春药皇帝”。
春药，给唐宣宗带来了快感，也给他带来了病痛。为了能够长生，唐宣宗于大中十二年(858)正月召道士轩辕集进京问话，得到的答案就是“彻声色”(《旧唐书》)，即结束声色之欢，但唐宣宗并未在意。次年(859)正月，已被美色和春药折磨得病入膏肓的唐宣宗似乎有所醒悟，宣布再次“放宫人”(《新唐书》)，但为时已晚。同年八月，唐宣宗这位被后人称作“小太宗”的皇帝因为滥用春药而“疽发于背”(《资治通鉴》)，最终一命呜呼，时年五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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