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媛介字皆令，明末清初浙江嘉兴人。文学黄象三(有作象山)妹，黄葵阳族女。与姊媛贞(字皆德)俱擅丽才，而媛介尤有声于香奁间。沈宜修辑当时女子才甚者十八人之作为集，名《伊人思》，媛介为作者之一。媛介本儒家女，性情淑警，髫龄即娴翰墨，好吟咏，工书画，以诗文出名，人以卫夫人目之，为世所称赏。
黄媛介，字皆令，是江甫水乡嘉兴一户书香人家的宝贝小闺女。黄家世代诗书相传，虽非大户，也算得上中等殷实人家。小媛介天赋极高，读书写字，吟诗作画，都显得极有灵性，所以倍受父亲黄云生器重，悉心调教，十三、四岁时才名便盛传一方，这嘉兴一带的人都说：“黄家有女，冰雪聪明。”对爱女的婚姻，黄父也早有打算，在媛介十岁时，便与同窗好友的儿子杨世功订下了娃娃亲。黄、杨两家相距不远，大人经常来往，也不因“男女授受不亲”而约束小儿女的交往，所以少年的黄媛介与同岁的小未婚夫杨世功常在一起读书玩耍，彼此十分要好。
黄媛介生活在明末清初，这是一个改朝易代的国变时期，连年的战乱，流离失所，使知识分子和广大的老百姓一样深受“身阅鼎革”带来的侵害。尤其是对股栗于董狐之笔，他年青史的传统士大夫来说，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也许就在何去何从的一念之间。与媛介交好的吴伟业(梅村)和钱谦益(牧斋)就面临这样的抉择：在顺天从命的通达之下，将道德信守屈从于生命意识来顺从新的统治力量是办不到的。那么，或则以殉节去实践道德信守，通过肉体的毁灭以获得灵的绝对超越;或则削发为僧，皈依佛门，过一种活着的“殉节”生活;或则遁迹山林，退守田园，求得道德与生命的形式的兼取。吴、钱都选择了最后一种，但这种选择本身就包含了退与进的两重性，仕而隐，隐而仕不过是一道门槛的差别。在新王朝建立初期需要巩固统治的特定环境下，特别是民族间的隔膜对立，个人的抗拒无疑将危及生命的存在，而作为前朝旧臣，吴、钱有着才高名大的地位，理所当然要成新政权注目的对象。自古忠孝难两全，为了保全家人，他们被迫出仕，最终逃不掉清廷的征辟而煎受着为“贰臣”的巨大痛苦。
与此同时，作为官眷的一批名媛们也踯躅于自心爱国，归于前朝而夫君却为“贰臣”的矛盾中，苦不堪言。比如钱牧斋的侧室河东君柳如是，比如曾被陈维崧《妇人集》评为“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的徐灿。柳如是曾在乙酉五月之变后，劝夫婿就义赴死，然“宗伯(钱牧斋)谢不能” (《柳如是事辑》上编卷一)于是如是欲奋身于自家后园的池塘中独殉国难，却被丈夫拽住，而不得。后世因此称其为“凛凛有丈夫风” (罗振玉《负松老人外集》)。徐灿的丈夫陈之遴以明朝进士，出仕新朝弘文馆大学士，而徐灿身罹故国沦亡。爱者故国，所依者夫君，面临旧朝的半壁河山也不复存在的现实，国忘而丈夫竟仕！在忍受故国沦丧的同时，又增添了一份莫大的屈辱。这是有别于吴、钱等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形式的灵与肉的分割。这种双重的痛苦使得徐灿的心灵孤寂，无所依傍，而心生 “故国茫茫，扁舟何许”的感叹。
名士如许，名媛如许，在这个非常时期，文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他们饱受战乱的创伤与精神折磨的双重苦难，作为乱离中的一介弱女，媛介亦未能幸免。她“产自清门” ，儒士之家，乱世更显清贫，其姊媛贞迫于家境，远嫁贵阳，为当时贵阳太守朱茂时继妻。而媛介的未婚夫杨世功纳聘后，家中一贫如洗，无力娶亲，后世功又流落苏州，久客不归。期间，有名人豪客登门说亲，愿以千金聘娶媛介。而媛介不改初衷，一片痴心待得落魄浪子他乡归来，与其樆结。成婚后不久便遭鼎革之乱，“乃跋涉于吴越间，困于槜李，踬于云间，栖于寒山。” 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又被人强为女师，于是又“羁旅建康，转徙金沙，留涉云阳。” 途中舟抵天津，儿子溺水而亡，第二年女儿又不幸夭折，真可谓家破人亡！因此媛介所作多“流离悲戚之辞”，但去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足观其人格的纯真。无怪乎姜绍书在其《无声诗史》中成其“此闺阁而有林下之风也”。
人物经历
若按照正常的情况变迁，渐渐长大的黄媛介与杨世功很快就将组成一个美满幸福的小家庭。可就在黄媛介接近待嫁年龄时，战火在大江南北蔓延开来。由于朝廷昏聩，各地纷纷举起义旗，兴兵造反，北有高迎祥、李自成，南有张献忠，势力迅速发展，顿时天下大乱。大乱之下，区区读书人便显得无所用处，科举取仕之途断绝，疲于生计的人们不再有心思送子读书，以开馆授课为生的黄家，日子日渐紧迫。为了谋条活路，黄媛介的姐姐媛贞嫁给了贵阳太守朱茂时作偏房，哥哥鼎平则放弃了学业，转而做起了小买卖，黄家的生活勉强支撑下来。
而黄媛介的未婚夫婿杨家情况则更糟糕，连一日三餐都维持不了，哪有钱为儿子办婚事。黄媛介已到了婚嫁之龄，黄家开始催促杨家娶亲，杨家实在无力办一次勉勉强强的婚礼，杨世功惭愧难当，索性离开家乡，一是想外出找点挣钱的门路，二是权且躲开眼前的烦恼。
在这空档里，太仓才子张溥慕名前来黄家求亲，张溥的家境、人品都属上乘，黄父动了心，想将小女儿改配给他。黄媛介得信后却执意不肯，她无法忘记与杨世功共同度过的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她的心己系在杨郎身上，于是心意坚决地对父亲说：“良驹不配双鞍，好女不事二姓！”黄父毕竟是读书人，觉得女儿的话确合礼数，也就不勉强她了。
杨世功在外地听到了家乡传来的消息，心中万分愧疚，媛介身为一弱女子都如此坚贞，自己堂堂男儿却躲避在外，实在对不起伊人，于是收拾行装返回了家乡。黄家得知杨世功已回家，便上门商议嫁娶之事：“既然世事如此，也就不必讲那么多排场，只要儿女两情相悦，其他便不重要了。”两家父母都想通了，婚事便办得极为简单，黄媛介高高兴兴地嫁到了杨家，虽然生活清苦，小夫妻相敬相爱，日子也过得怡然自乐，杨世功放下了读书人的面子，以贩卖畚箕聊以为生。
谁知战乱绵延不绝，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杨世功的畚箕生意也日渐冷落，最后终于做不下去了，全家人又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勤俭持家的黄媛介想到了自己擅长写字作画的特长，难道不可以凭此为生吗？她悄悄与丈夫商量，丈夫起先不愿意妻子在市上抛头露面鬻字卖画，可又实在找不到其他的生路，最后只好同意了黄媛介的想法。可嘉兴地方此时地贫人穷，有多少人能把闲钱丢在字画上，黄媛介只好与丈夫背起行囊，来到犹且繁华的西子湖畔谋生。
夫妻俩在西湖畔租了一个小阁楼安身，杨世功在家操持家务，准备纸墨，黄媛介背上家什，毅然走上街头摆开字画摊。
别看黄媛介的摊前总是热热闹闹，但真正掏钱卖字画的人并不多，况且这种街头买卖，报酬十分微薄，黄媛介一天天写写画画下来，收入仅够勉强维持夫妻俩的生活，和节省下来一些捎给嘉兴的公婆。日子虽苦，却日日守着风光明媚的西子湖，做着自己喜爱的舞文弄墨之事，黄媛介觉得也不算太环，虽是替别人写字作画，她却也能尽心尽意于其中，把它当作是一种练习和创作，书法画技竟不知不觉地在进一步走向纯熟。
端坐摊中的黄媛介，虽然布衣荆钗，不施脂粉，但那天生的丽质，清雅高洁的气质，仍然散发出诱人的魅力，也就不免惹得一些浪荡公子心里痒痒。一个春日的午后，摊前没有了看客，黄媛介欣赏着花团锦簇、水明波静的西湖，心中画意甚浓，便提了笔，自顾自地在宣纸上铺彩作画。这时，三个锦衣绣冠的花花公子，从附近酒楼里走了出来，略带醉意，摇摇晃晃地走近了黄媛介的摊子。黄媛介察觉了动静抬头看时，那三个人已嘻皮笑脸地围在了她面前。黄媛介不亏是见过世面的人，料想这三人心怀不轨，但毕竟是光天化日之下，量他们也不敢乱来，于是从从容容地问道：“三位客官，是否要些字画？”
那三个花花公子见黄媛介这般客气，心里顿了一下，也就不好意思太张狂了，其中一个上前道：“小娘子如此才貌双全，落得街头卖画，真是可惜呀！”这里话刚落，另一个又凑了上来，涎着脸说：“是呀，不如跟我们回府去写字画画，少爷们重重有赏。”说完，就上来要帮黄媛介收拾东西。
黄媛介淡淡一笑，挡住他们的手，正色道：“我凭本事吃饭，有何可惜？寄情于湖光山色之间，其乐无穷，何必重宅深院！”话说完后，见他们面露愠色，黄媛介又放缓了口气，客气他说道：“不如我在此送三位客官一副字吧！接着，铺纸提笔，飞快地写下了一首诗。
著书不费居山事，沽酒恒消卖画钱;
贫况不堪门外见，依依槐柳绿遮天。
此诗明明白白地表示了她甘贫乐道的心愿，三位花花公子见了不由得暗暗叹服，只好接受了诗幅，灰溜溜的走了。
黄媛介篱字卖画的日子久了，名声渐渐在西湖边传开了，许多闺秀举行文会，都特意下帖邀她前往，她倒也欣然从命，着一身淡雅布衣，坐在花红柳绿中，反而别有一种风采。
当时女性举行文会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多才多艺的名妓发起并参予的，一种是名门淑女、大家闺秀举办的。这两种文会各有自己的一班人员，因门第不同，往往是不互相掺合的。而黄媛介的身分与她们都不一样，所以两种文会都对她敞开大门，她也不分彼此，只图谈诗论文，酣畅尽兴。
西湖上的名妓之首，此时要算是柳如是，她已是钱谦益爱姬，在西湖畔筑“绛云楼”而居。“绛云楼”已成了柳如是会客宴宾的场所，文人雅士穿梭如流，黄媛介也是座上常客。柳如是见她生活贫困，便劝她不妨到一些名士文会上唱诗作陪，也好得些赏金贴补家用。黄媛介明白那种身份实际上相当干诗妓，虽然酬金较高，却以卖笑为生，实为她不耻，因而断然拒绝。她虽然常与名门贵族之士相交，但竭力坚持不出卖自己，宁肯卖字街头，过一种清贫自得的生活。对此，钱谦益曾私下里对柳如是说：“媛介虽穷，清诗丽画，点染秀山媚水之间，未尝不是一件乐事呀！”此话确实道出了黄媛介生活的真谛。柳如是将此话转告黄媛介后，媛介深为感慨，答道：“知我也，知我也！”当即赋诗一首，赠钱谦益以酬相知之意。诗云：
懒登高阁望青山，愧我年来学闭关;
淡墨遥传缥缈意，孤峰只在有无间。
黄媛介的人生岁月就在这种平淡悠远的氛围中流逝，既无大喜，也少大悲，陪伴着山水诗画，终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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