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复杂的，历史也是复杂的。许多历史事件常常具有双重性或多重性。如果人们只看到其中一个方面，就很难掌握全貌;而当人们为了某一目的，有意突出、夸张、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时，事件的面貌往往就更难于认识。
“二二八事件”发生于上一世纪的台湾。多年来，人们对它的态度与感情大异，因之叙述与评价亦大异。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曾经给台湾人民带来巨大伤痛的事件时，必须采取冷静、超脱的客观立场和严格的科学态度，远离一切狭隘的功利需要，还原历史本相，最大限度地追求历史的真实，建立对这一事件的真实可靠的论述。
“二二八事件”的抗暴自卫性质辨析
众所周知，“二二八事件”是起源于缉私员暴力执法与军警单位处理失当引起的民众运动。台湾光复后，行政长官公署成立烟酒专卖局，统制烟酒产销，禁止私制及进口。1947年2月27日下午，专卖局缉私人员叶德根等6人到台北南京西路太平町巡搜，查获小贩、寡妇林江迈贩卖私烟，林妇跪地苦苦哀乞，围观民众帮同求情，缉私人员不予理会，叶德根用枪管打破林妇头颅，以致鲜血直流，激起群众不满。缉私人员傅学通见势逃走，被人追拉，挣脱后即将子弹上膛，后又被人抱住，叶开枪，击中看闲路人陈文溪(当晚身亡)。群众愤而烧车，包围警察局、宪兵队，要求立即处决凶犯。
2月28日上午，《中外日报》记者周青、吴克泰所撰现场报道见报，发向全省。同日，台湾省政治协会等发起抗议。陈文溪系大流氓陈木荣之弟，因此，抗议活动一开始即有部分流氓参加。群众鸣锣罢市，包围并捣毁位于本町的专卖局台北分局。下午，群众四五百人游行，以“严惩杀人凶手”的横幅标语及“狮鼓”为前导，向行政长官公署请愿，冲击公署大门。其间，出现抢夺警卫枪支及开枪射击卫兵情况，卫兵还击，当场打死3人、打伤3人，逮捕6人。群众情绪更为激昂，在各处殴打外省人，同时进占位于台北公园内的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批判政府的贪污腐败，号召各地民众驱逐贪官污吏以求自存。3月1日，全台各地纷纷响应，从要求惩凶发展为政治抗争。
自1945年光复以来，群众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施政本多不满。例如，在政治上，台湾与内地各省不同，实行行政长官公署制，集行政、军事、财政以至立法、司法诸权于长官一身，类似于日据时代的总督。在行政长官公署的官员中，外省人过多，台湾人过少，副处长以上官员仅有台民1人;全省简任官214人，本省人仅12人。在经济上，实行严格的统制，烟、酒、火柴等日用品均实行专卖，官办的专卖局、贸易局几乎垄断台湾的进出口贸易与工业的方方面面，企业家以及小本商人均遭束缚。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粮价过高，失业严重，大批复原返乡的原台籍日本士兵就业无门。此外，官员贪污腐化，军队纪律不良。行政长官陈仪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虽有心求治，也采取了开放舆论等开明措施，但刚愎自用，不明省情、民情。
凡此种种，都使台湾民众长期愤郁、压抑。当时，台湾民间有“五天五地”之说：即“惊天动地(盟军轰炸)、欢天喜地(台湾光复)、花天酒地(接收官员)、黑天暗地(暴政统治)、呼天唤地(物价飞涨)。其中后三个短语正反映出台湾人民的强烈不满。现在，由于缉私中的处理不当，这种愤懑终于找到突破口，群众的情绪就像长期运行地下的岩浆，一朝喷发了。
“二二八事件”中的非理性行为及其它多重性质辨析
可以看出，专卖局缉私人员的行为属于恃强凌弱的暴力执法，而台湾民众的行为则属于抗暴自卫和反对恶劣政治，有其正义性与合理性。但是，一旦群体性事件爆发，由于参加者人数多，成员复杂，自发性强，冲动性强，就很难要求每一个人，每一个步骤都中规中矩，合理合法。
无可否认，“二二八事件”中，有情绪性的打、砸、抢、烧等非理智行为，也有方向性的谬误。例如，将台湾民众和国民党台湾当局的矛盾当做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从而激起对外省人的普遍仇视。1947年2月27日下午，就有人张贴“打死中国人”的标语，高喊：“阿山(外省人)不讲理”、“猪仔太可恶”，“台湾人赶快出来报仇”等。1947年2月28日，更出现“打阿山”的号召，于是，在这种狭隘的地域主义、乡里主义情绪的支配下，对“外省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发生。
关于当时外省人被惨杀、侮辱的状况，唐贤龙的《台湾事变内幕记》等书有几则触目惊心的记载，摘录如下：
1、在台中市，烟酒专卖局科员刘青山从办公室走出，即被推倒、围殴。后入台中医院治疗，第二天晚上，十余人冲入医院，割去刘的耳朵、鼻子，挖出两眼，再加殴击，直至毙命。
2、在台北桥附近，外省小孩在路上被流氓抓住，一个人抓左腿，一个人抓右腿，将小孩撕开，尸体被丢到水沟里。另有两个小学生，路遇暴民，暴民一手执一学生，将两人的头猛力互撞，直至脑血横流，旁观者拍手叫好。在万华附近，一小孩被捆绑双脚，暴徒将小孩头倒置地上，用力猛击，使脑浆流出，抛于路旁。
3、在台湾银行门前，有一职员从办公室走出，即被暴民当头一棍，打出脑浆殒命。适逢一对青年夫妇路过，又被暴民围住，吆喝喊打，拳脚交加，棍棒齐飞，二人均被打得血肉模糊而死。
上述暴行，令人发指，应视之为骚乱。它们不具有任何正义性与合理性。
“二二八事件”既是台湾人民的抗暴运动，同时又是无理智的骚乱，其中还有外国势力影响和操纵下少数人的“独立”和“托管”活动，三者交错混杂。在台湾各地普遍发生殴杀外省人，并且夺械暴动的情况下，为了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南京国民政府出动少量武装力量有其必要。但是，蒋介石既坚决反共，又坚决反对台湾独立。早在事件发生前，蒋介石就指示陈仪：“据报，共党分子已潜入台湾，渐起作用。此事应严加防制，勿令有一个细胞遗祸将来。台省不比内地，军政长官自可权宜处置也。”自然，陈仪等人以“反共”和“反台独”名义而采取的各项举措都易于得到蒋介石的支持。
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虽然迅速确定“现时惟有怀柔”，并且先后派白崇禧、魏道明到台湾贯彻这一政策，以“宽大”为要旨，但是，他对陈仪函电中所一再流露出来的强力镇压、制裁的意见并未驳正，事实上采取默认态度，对赴台军队的行动方针、任务、纪律缺乏严格而明确的规定，及至军队抵台，产生陈仪滥施捕杀、“台民恐慌”等问题后，蒋介石才下令制止，但猛虎出笼，错误已经铸成，纠正无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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