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量化的身价论人，无论针对男女，总感觉不够尊重，就好比口语里那句表达轻视的话：“你才几斤几两？也不掂量掂量自己”，谁听了也不会开怀。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又无法回避身价，譬如文体明星常被爆出“身价多少”云云，未见当事者有不高兴的。这其中，固然存在身份地位的引申，最终还是量化在了“多少”的问题上。可见，地球上最尊贵的生命，是可以谈及价格的。
关于古代女人的身价，历史上典故不少，文学作品里也有。周幽王千金买笑，褒姒的身价可真的不低，轻启朱唇，就值千金，花容月貌、冰肌玉骨，又该值多少钱？西汉李延年形容其妹子“倾国倾城”，这个身价更高，蓦然回首，城没了，再回首，国没了，若是再脱一下，整个地球都成她的了。还有那个陈圆圆，为了她，吴三桂冲冠一怒，不惜用整个大明江山和万世骂名去换。跟这些女子相比，《红楼梦》里撕几把扇子的小晴雯，简直如同草芥，不值一提。不能被量化的身价，赵炎暂且搁在一边不表，单晒晒那些曾被明码标价的古代女子。
大约在春秋时，中国已出现人口(奴隶)的合法买卖，其中以女奴居多。有市场，就会有具体的价格。按体重估价倒还不至于，女子体轻，若按体重，岂非吃大亏？那怎么估价呢？按质(等级)论价，男奴隶体格健壮者价高，女奴隶姿色艺业出众者价高，反之，则卖不上好价钱。这个定价标准几乎恒久，直到晚清民国时期，亦未曾改变过。
在《战国策》里载了一个“赔了美人又赔钱”的可笑故事，说韩国统治者为了与强秦改善外交，决定用票子贿赂秦国。但韩国很穷，拿不出多少钱，怎么办呢？于是韩国举办了一次国际性的美女“拍卖会”进行筹款。“美人之价贵，诸侯不能买，故秦买之三千金”。秦国花了“三千金”到底买回多少美女，我们不得而知，因此无法均价。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的故事，却是挂了标价签的。济北王在市场上花了四百七十万(五铢钱)，买回一个妾，取名叫竖。这位女子大概是史料明确记载的身价最昂贵的妾。
古人的妾，除小部分是帝王赐予、朋友赠送或巧取豪夺外，其余大部分都是花钱买的，这个性质就决定了妾的身价一般不会太高，像济北王这样的市场菜鸟，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汉武帝时有个淮南王就比济北王“聪明”，看到别人有匹好马，就用妾去换。曹操的第三子曹彰，也干过以妾换马的事情(《独异志》)。在这些男人的眼里，女人的身价连一匹马也不如。明代御史宋准到金华办案，回京时想买个妾，却舍不得自掏腰包，巧立名目向金华府支取了一百两银子，足够买好几名妾了。历史上身价最便宜的妾，只三个铜钱。元末，江苏泰兴一带发大水，庄稼颗粒无收，百姓为了生机，被迫卖儿卖女。张士诚的女婿魏绍元某日巡视防务，“购得一女作妾，价三钱”。
妾乃是小老婆，身价贱一些也还罢了，那么大老婆身价又如何呢？这可是三媒六证娶回来的，该是万金不换了吧？未必。尽管《礼记》规定正妻不能卖：“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但有史料说，孟尝君使楚，楚王送给他一张昂贵的象牙床，派登徒护送。登徒觉得象牙床值千金，路上如有损坏，“卖妻子不足偿之”，就重贿齐使，免去了这件苦差使。这个故事说明，在古代贵族士大夫阶层，大老婆也是可以卖的，并非赵炎胡扯，且价格远不如一玩物。历史上大老婆身价最贵者，无非历代帝王家的后妃，这里不再详述。而正妻身价最贱者，无不发生在最底层的民间。
南宋度宗时，赣南有贫苦人家将老婆贴给和尚，一年的费用不足两贯(约二两银子);元末战乱，安徽芜湖有一赌徒欠了不少赌债，将老婆作价若干以偿还。清代浙江永嘉一带，有典妻陋俗，就是把妻子租给别人使用，典妻价每年仅京谷一千三百市斤。历史上妻子身价最贱者，莫过于民国初期浙江临海的一户王姓人家，将妻子典给当地地主生育孩子，还签了两个字据。一个是十年期，典金三十元(袁大头)，一个是五年期，典金十二元。算一算，妻子的身价每年平均不足三块钱。说完大小老婆，再说说妓女的身价。从交易的角度来看，古代妓女是最容易量化身价的一个群体，相关的史料、轶闻比比皆是，且不会被人拍砖，什么原因？你懂的。
唐代妓女在教坊籍的，往往身价比较贵，如名妓张住住“合千二百钱可与私”，有名的开元宫妓--阿布思妻，据说身价更高，寻常士大夫据说根本消费不起。那些未加入教坊籍的妓女，就比较便宜。《北里志》记载：妓女福娘对一孙姓男人有好感，就说：“某幸未列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之费尔。”民间私妓的身价，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身价更低。如有笔记所记，“进士某某年甚当，与莱儿(私妓)殊相悬，先次费小钱四十，一见溺之，终不舍，遂赎身娶之。”
历史上身价最贵的妓女，大概非宋代的李师师莫属。和她交往过的，大多乃历史名流，如词人张先、晏几道、秦观、周邦彦以及宋徽宗赵佶等等。据野史载，秦少游之所以中年以后穷困潦倒，其多年积累的宦囊基本一次性贡献给了李师师。《翁天脞语》里也有记载：“山东巨寇宋江，将图归顺，潜入东京访师师。”这是《水浒传》中提到的桥段之历史蓝本，宋江那一次当真没少花银子，燕青说“有千百两金银，欲送与宅上(李师师所在妓院)”，相当具体了，这么多钱，梁山总会计师柴进不得不随行。
那么，身价最便宜的古代妓女又是谁呢？回答这个问题很难，我查了不少书，只在唐代笔记小说里找到一个例子。说诗人贾岛与朋友筵宴，偶遇一女名秀娥者，擅辞令，贾岛对她产生了好感。在朋友撮合下，当天就醉醺醺地留宿秀娥家。次日醒来，发现乃是一妓院，问及，知朋友并未付过任何费用。贾岛是个穷鬼，不得已求告于老鸨，老鸨不干，正打算送官时，秀娥掀帘而出，笑眯眯地问贾岛：先生可有一文？贾岛再穷，身上一文钱还是有的，便掏出来给秀娥。老鸨不知何故，只得放贾岛离去。原来这个秀娥是贾岛的粉丝，本打算不要钱的，只因外间闹将起来，这才象征性地收了一文钱。
古代青楼有所谓“雅妓”，即色艺双全者。她们的才艺，颇为广泛，可以是诗文、书画、琴棋以至烹饪等，而度曲、演唱是基础（在中国，妓女的古源是“女乐”），所以也称较高等的欢场为“曲中”。“原为才子佳人而设”，点出了它的特点。余怀《板板杂记》上卷“雅游”：“旧院与贡院相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旧院，“人称曲中”。曲中，就是妓院。古代青楼有所谓“雅妓”，即色艺双全者。她们的才艺，颇为广泛，可以是诗文、书画、琴棋以至烹饪等，而度曲、演唱是基础（在中国，妓女的古源是“女乐”），所以也称较高等的欢场为“曲中”。
随着需求扩大，这行业也在变化，慢慢开始出现有无才无艺而仅供肉欲、以色事人者，如旧北京之八大胡同，一解饥渴而已，别无蕴藉，连留下的故事也是粗恶的。如所皆知，当年同治皇帝私游其间，染了一身梅毒，死得很不成样子。
明末的秦淮香艳，不是这样。“原为才子佳人而设”，点出了它的特点。其实，当时南京的欢场，已有不同类型和档次，如“珠市”和“南市”。珠市的客人，多为富商大贾，单论美色与豪奢，此处不在秦淮之下。“其中时有丽人，惜限于地，不敢与旧院颉颃。”公认为姿色第一的名妓王月，即属珠市。而论品位，珠市却距秦淮颇远。至于南市，“卑屑所居”，是廉价的去处。三个地点的服务对象大致固定，秦淮乃文人雅士的畛域，珠市为阔佬之乐园，南市则供下层社会消遣。
其之如此，环境使然。说到秦淮南岸的旧院，就不能不说北岸的贡院。
贡院，是科举高级别考场，用于举人资格的乡试。这里，指南京“江南贡院”，今大部已毁，明远楼仍存，上有“江南贡院”的匾额。不过，“江南贡院”是清初南直隶改江南省后而得名，在明代，它应该叫“应天府贡院”。
这座贡院，可同时容二万余人考试。虽然各省会以及北京也有贡院，却规模据说都不比南京。190废科举以后，它被拆除，如今尚能从照片窥其旧貌：排排号舍，密密麻麻，栉比鳞次，一望无际。倘若还原样保存在秦淮岸边，我们身临其地、放眼一望，对“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的意味，或更易了然。
它的建成，并不很早。《典故纪闻》：
应天初无试院，每开科，借京卫武学为之，学地狭，每将仪门墙垣拆毁，苫盖席舍，试毕复修。至景泰五年冬，始以应天府尹马谅言，以永乐间锦衣卫纪纲没官房改造试院。
景泰五年即14年，距明朝立国已有百年。另外，文中提到的纪纲，是朱棣手下大特务头子，替朱棣杀人无算，《永乐大典》主纂、名臣解缙，即死彼手，而他自己最终下场也很惨，被朱棣处以剐刑。不料，贡院便建于纪纲府邸旧址，令人不免心生异样——毕竟，在血腥酷吏与温文尔雅之间，反差太大。
从时间上说，河对岸的勾栏瓦舍，早于贡院之建。我们从元人萨都剌《念奴娇》“歌舞尊前，繁华镜，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略知其为欢场，由来颇久。另参《板桥杂记》：“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轻烟淡粉，重译来宾，称一时之盛事。自时厥后，或废或存，迨至百年之外，而古迹寖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旧院而已。”则南岸旧院，洪武年间已有，为官妓十六楼之一。不过，我们推想，那时它与一般青楼或无太大差别，1454年贡院的建成，是秦淮香艳发展史的一大节点，随着“旧院与贡院遥对”格局确立，这一带妓院才逐渐衍为“雅游”之地。
2
关于秦淮香艳，要抓住旧院、贡院彼此呼应这一点，从二者因果求得对它的理解。南岸的旖旎，根本以北岸的文采为背景，而北岸的文采，反过来也受着南岸的滋养与激发。两相互动，而达成了余怀的概括：“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衣冠文物、文采风流，此八字是秦淮香艳的灵魂，抽掉它们，所谓秦淮香艳与八大胡同只怕也没有分别，不成其“佳话”。
这八个字，还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为何贡院他省亦有，却不曾催生自己的秦淮香艳，也来一个“旧院与贡院遥对”。很简单，各地文物、文采之盛，不能达到南京的高度。关于这一点，话题需要拉得远一些。
中国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既因自然条件的变化，也因数次遭遇北方蛮族大的冲击，自晋代起，就向南偏移了。东晋、六朝是第一浪潮，南宋是第二浪潮，明代是第三浪潮。经此三大浪潮，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遂成定局。黄宗羲说：“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董含《三冈识略》也说，有明三百年，“江南赋役，百倍他省”。或有夸大，但基本格局是这样。
物力如此，文亦随之。截至唐宋（北宋），中国人文犹以北方为盛，查一查那时一流诗哲的籍贯，会发现多出于黄河流域。之后，尤其明代，明显转到南方，特别是集在东南一隅，北方文教则衰颓得厉害。有学者依省籍统计明代“三鼎甲”（含会试第一名的会元）人数，显示两个结果：一、东南一带（苏、皖、浙、赣、闽，大致为今华东地区）达一百九十三位，几乎是全国其余地方的四倍；二、其中，仅南直隶一省人数，已超过东南以外各地总和。
这种盛衰之比，甚至导致明朝出台一项特殊政策。大家可读《明史·选举二》，里面专门讲到“南卷”、“北卷”问题。“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但洪武丁丑年会试，“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惹得朱元璋大怒，“怒所取之偏”，竟将主考官或杀头或流放。朱元璋认为不公平，有他的道理。可是客观上，南北两地文教水准，反差确实很大。“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考生本身质量偏低，科举竞争力无法跟南方比，所以，单靠杀人解决不了问题。迫不得已，便想出“南北卷”的办法。强制名额分配，南人若干，北人若干，相当于把“全国统一录取”改为“划片录取”，硬性规定北方士子在进士中所占比例。
朝廷如此，是无可奈何。因为无论从文化平衡发展考虑，还是出于政治需要（官僚集团构成的合理性），都不能坐视南北差距过大。不过，尽管以“南北卷”加以扶植，终明一代，北方人才劣势都不能彻底改观，而只起舒缓作用。南方的强势，不仅保持，且一直缓慢然而坚定地增长。万历以降，这势头达于顶点，东林崛起便是这样的标志。东南士夫势力之强，居然足以和皇帝叫板。当中虽经奄党摧折，而无改基本走势，及至崇祯朝，无论朝野，政治和文化主导权已尽操东林-复社之手。
等满清取代朱明，才真正将这势头扼止。满清不独地理上处于“北方”，更在文化上属于“蛮夷”，明人蔑称为“北虏”。也恰恰出于这一点，满清入主之后，不久即着手打压南人。康雍乾几次大的文字狱，哭庙案、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对象均为南籍士子。血雨腥风，飘散百年。这当中，除民族矛盾、文化冲突，其实也隐含地域相抗之意味。到此，南方在文化上所居压倒优势，以及南方士林甚嚣尘上的情态，终于稍减。有清一代，其科举、学术及文艺，虽仍以南人略占上风，但北方却有强劲复苏，如今因影视剧热播而成清代文化明星的纪晓岚、刘墉，以及曹雪芹、蒲松龄等主要的文学作者，都是北方人。类似情形，元代也曾有而更不加掩饰，民分四等，以北人、南人区分中国人而置后者于最末等，清代好歹未至于此。
近代，南北间的抑扬再谱新篇。清室的衰微，果然表现为南人重执政治文化之牛耳。晚清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戊戌变法中的康梁谭、翁同龢，悉属南籍。庚子之变，“东南互保”，南方数省公然拒奉清廷命令。辛亥革命，其实也不妨称之为南方革命（而与北方义和团的护清，相映成趣）。此后“五四”直到中共创建，活跃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差不多个个来自南方。这种南北相抗，晋代迄今一千六七百年的时间，很少不与之发生关系，包括时下网络之中，也时常引发口水战。但这现象本身以及其中意味，实际并不口水而不无严肃，于中国文明的起伏、流向及况味，颇足楬橥。
以中国物质、精神文明重心南移为背景，会特别注意到南京这座城市的意义。在帝制以来二千多年的范围下，南京乃唯一堪与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争辉的南方大城，是物质、精神文明重心南移趋势在地理上的聚焦点，并因这趋势而形成持续建都史。它整个历史共有三个峰值，一、从三国孙吴经东晋到六朝；二、明代；三、中华民国。三个时间点均极重要，第一个是夷夏冲突正式成为中国现实问题的时刻，第二个是向现代转型的前夜，第三个是中国揖别帝制、步入现代国家行列的开端。从中我们觉得，南京之于中国历史，一来有头等的政治意义，而更大特点在于似乎是文明的节点与标识，它的枯荣似乎总是拨动中国那根文明的琴弦，一个王朝在此崛起与消失，似乎不仅仅是政治的兴废，而每每有文化沧桑、沉浮的意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古代诸大城，独南京形成了“金陵怀古”这固定的诗吟主题，无数诗人至此难禁睹物伤情的幽思，为之感慨、怀想和悼亡。
此外从城市文明角度，二千年看下来，只有两座城市是真正具代表性的：汉唐为长安，之后是金陵。它们既各自演绎了北南两段繁缛，又共同呈示和见证中国文明重心的南渡史。中古以前的“西京情愫”，与中古以后的“金陵春梦”，相映成趣。汉唐时人心目中的长安，与明清时人心目中的金陵，具有同等的文化和审美价值，也唯有它们可以相提并论。《明夷待访录》“建都”篇曾谈到长安和金陵之间历史地位的变化：
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上，金陵不与焉，何也？曰：时不同也。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会稽，代指浙江）久矣……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
此大势一目了然。故尔我们看到金陵之于曹雪芹，一如长安之于司马相如、王维等。“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这些字眼若在汉唐必属长安，而到曹雪芹时代，却非金陵不匹。
3
崇祯、弘光两朝，是秦淮香艳的真正鼎盛期。
这个时间点，过去似乎没有如何引起注意。说起秦淮香艳，往往囫囵吞枣地以为是从来如此的悠久现象。其实要做一点细分。单讲作为风月之地，秦淮的历史当然漫长，前引余怀之述显示，光是明代就可从洪武年间算起。然而，从普通风月场向“雅游”之地转化，并非一蹴而就。从现有线索推测，应该是于景泰五年北岸修建贡院之后才有可能。之前的情形，我们虽并不清楚，但从环境本身特点尚不具备来想，崇、弘间旧院那样高、精、尖的极雅妓院，恐怕还是无源之水。贡院之建，加上金陵文化和历史中固有积淀，两者相互氤氲，再经百余年含英咀华，终于崇、弘间达到绚烂的极致。而其为时并不算长，从头到尾不过十几年光景；换言之，真正播于人口的秦淮香艳，不过是明代之尾转瞬即逝的事情。
根据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秦淮名妓，无一出现在崇祯以前。
《板桥杂记》所记，为“崇祯庚、辛”即庚辰（1640）、辛巳（1641）年之前余怀在秦淮的闻见，这是基本的时间窗。而它所提到的诸姬，时龄多为十来岁。如董小宛、卞赛（玉京）十八岁，李香、李媚都只有十三岁，顾媚（横波夫人）稍长，亦仅二十多岁。另，《板桥杂记》未载之柳如是，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崇祯十三年庚辰之冬，河东君年二十三。”从年龄看，很显然，明末这一群星璀璨的名妓群体，都是崇祯年间涌现出来；此前，她们或甫临人世，或尚处幼齿，不可能操此业。
由此，我们将所谈的秦淮香艳，做了时间段上的固定。随后，我们还要解释，其道理何在？为什么偏偏是崇祯后，而没有早些出现？刚才说景泰五年北岸建贡院是一大节点，然而从贡院建成到崇祯，中间长达一百七十年，却并没有诞生类似地这样的群星璀璨的名姬群体，为何崇祯以后，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难道我们对此，只能以“厚积薄发”之类虚言应对，而没有稍为实证的解释？
这样的解释是有的。我们可以明确指出，秦淮香艳的井喷，完全是因复社的缘故。
不过，如果只看到复社、旧院之间“狭邪”一面，则所见差矣。
庚午、南京、复社，这三个关键词相联，是有浓厚政治意味的。《思旧录》周镳条记道：
庚午，南中为大会，仲驭招余入社。
“大会”，是“金陵大会”；“招余入社”，组织、动员也。黄宗羲话虽甚简，我们却不难感受当时的紧锣密鼓。酒肆、寓所、游船、街头、妓院……为某日某件事，南京到处有人串联、拜访或邀约。那种气氛，古时少见，现代人反而不陌生——我们一般称之“闹风潮”或“闹革命”。或许，我的思考方式过多掺杂了现代生活的影响，但复社传递过来的信息，的确唤起了我对革命的联想。
茅盾回忆录“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节，讲到热烈革命气氛中，也飘散浓郁的荷尔蒙气息：流行“五分钟恋爱观”，几位漂亮革命美人，“一些单身男子就天天晚上往她们的宿舍里跑，而且赖着不走”。昂奋、激情似乎会传染，就连早有家室的茅盾自己，也不免心旌摇荡：“有一次，开完一个小会，正逢大雨，我带有伞，而在会上遇见的极熟悉的一位女同志却没有伞。于是我送她回家，两人共持一伞，此时，各种形象，特别是女性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纷纷出现，忽来忽往，或隐或显”。这是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武汉和上海，而其风范，我们于明末的南京，好像亦觉眼熟。
革命与荷尔蒙，总是相互刺激。虽然名士挟妓在中国算是老套子，但此番秦淮河边的喧谑，应该越出了那种单纯的放浪形骸。我们读《同人集》，复社诸人当时的体验与后日的怀想，都不仅止于荷尔蒙发作，而明显是革命情绪与荷尔蒙并作。于情场得意中自我崇高，又在自我崇高中征服情场。政治正确为他们赢得了性的肯定，而性的肯定又令政治激情益发高扬。对崇、弘间的秦淮风情，看不到革命的罗曼蒂克，只看到偎红依翠，实际没有读懂那个时代。
从庚午年起，南京似乎就有明末“青年革命中心”意味。北方饥荒和战乱，离此尚远，京师政坛的犬牙交错，这里亦无踪影。思想和文化，南京一边倒地处在复社影响之下。阮大铖曾警告：“孔门弟子三千，而维斗等聚徒至万，不反何待？”言复社势力之大，足以造反，意在危言耸听，但复社势力骇人却是真的。其所集会，规模动至上万人，山呼海啸。东南一带，文脉尽为所控，有人愤愤不平：“东南利孔久湮，复社渠魁聚敛”，《思旧录》吴应箕条一笔记载，可证不虚：“复社《国表四集》，为其所选，故声价愈高。尝于西湖舟中，赞房书罗炌之文，次日杭人无不买之。坊人应手不给，即时重刻，其为人所重如此。”几有一言兴邦的能量。南京既为留都，政治神经发达而密布。复社在别处影响，或多体现为文化追星与膜拜，在南京，则以政治能量表现出来。谈到南京那段时间，吴梅村说：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相遇于南中，刻坛墠，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定生、朝宗仪观伟然，雄怀顾盼，辟疆举止蕴藉，吐纳风流，视之虽若不同，其好名节、持议论一也。以此深相结，义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
这些人，连举人都不是，陈贞慧不过贡生，侯、冒只是诸生。然而，“执政”为所品评，“公卿”任凭短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是指对有很大权势的人，也不放在眼里。之能若此，其实并非因为“贵公子”身份。过去，“明末四公子”名头太响，一般都以为他们来头惊人。实际上，这三人当中，陈、冒的父亲都不是什么大官，侯方域之父侯恂地位虽高，此时却是罪臣。他们“雄怀顾盼”，真正原因是身后有复社这一强大组织的背景。
说到这一点，倒也真显出明末的某种特别，亦即，言论和精英派别、组织的力量，对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政治话语权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官职或行政权力。而这特点，始显于复社，其前驱东林仍是在朝政范围以内谋求对于君权的独立性，复社领袖与骨干大多都没有进入政坛，他们是通过思想、舆论，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获取实际政治影响力。在只有“庙堂政治”的帝制中国，这既是新的政治意识，也是新的政治现象。他们实际上是在搞一场革命，读一读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便知他们乃是有意为之，并非步入仕途之前的权宜之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复社就是这样的“学校”——一种置于政权之外而“品覈执政，裁量公卿”的独立政治力量。
他们试图挑战政治秩序，开辟从官场之外参与政治的新途径。我们不必说他们尝试的是民主政治，但他们的确想要打破官僚系统的政治垄断。他们的组织化，明确指向这意图。他们有组织的行动，则将这意图直接付诸实践。
《留都防乱揭帖》是复社政治斗争史上辉煌一页，在南京人脉极广的阮大铖，居然被逼得遁形荒郊，不敢入城。历史上，揭帖事件有两个突出的意义：一、它的成功，完全是思想、舆论的成功，整个过程，复社学子手无寸铁，亦未以靠山为后台，仅仗秃笔击走阮大铖。二、表面看来，只是赶跑阮大铖，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作为这样的实验，显示从精神和思想上组织起来，可以在权力之外单独形成社会改革力量，故而如果写中国的学生运动史，第一页应该从这儿写起。
诸般迹象显示，崇祯年间的南京城，是帝制中国一座非典型城市。此时南京，从传统角度说简直是令人陌生的城市。体制和官僚系统似乎失位，阮大铖广交政界，却无人替他出头，那些毛头学子，不但占领思想文化制高点、引领舆论，也在社会现实层面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它某些侧影，完全不像仅有“民氓”与“有司”的标准古代城市，两者之间似乎出现了第三者，一种不符合古代城市秩序与特点的新兴力量，而我们在近现代革命时期的城市，倒时常看见这样的自由的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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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为明末南京上述独特氛围作表征的，与接踵不断的盛大集会、街谈巷议的政治热情、集体围观的大字报之类的景观同时，还有秦淮河上岸边容光焕发、纵情荡冶的情侣。将十七世纪初南京上下打量一番，我们最鲜明的印象，集中在两个字眼。一个是“革命”，另一个是“爱情”。不妨说，革命与爱情相结合，是那段时间南京的基本风貌。这真是罕见的情形，整个帝制时代，我不知道还有第二座城市曾有过这种状态。
清代同治间诗人秦际唐读《板桥杂记》写道：
笙歌画舫月沉沉，邂逅才子订赏音。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
他将从书中得来的印象，归结于“家家夫婿是东林”。虽诗家极言之语，未必真到“家家”地步，但秦淮名姬与“东林”订情，确一时风行，要不然《桃花扇》亦无托名士名姬抒兴亡之叹的灵感。举如李媚姐与余怀、葛嫩与孙临、顾媚与龚鼎孳、董小宛与冒辟疆、卞玉京与吴梅村、马娇与杨龙友（杨以同乡关系，甲乙间与马士英近，而累其名声，其实崇祯时他本与东林、复社过从甚密）、李香与侯方域、柳如是与钱谦益，等等。
革命与爱情结合，是近代喜欢的文艺题材，也是近代以来才有的题材，如外国的《牛虻》、中国的《青春之歌》。过去爱情题材，则不出爱情本身，一直到《牡丹亭》、《红楼梦》，实际都没越过《子夜歌》“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可悟不成匹”的层面，虽亦足动人，但在现代人看来，终究是缺少一些宽广的东西。
可这一贯的爱情模式，到《桃花扇》却一下子打破了。我们从孔尚任笔下所见，不再是老套的郎情妾意，而是全新的革命加爱情。中国爱情文学真正破了古典藩篱而有近代意味，就得从《桃花扇》算起，大家如果把它跟古典文学任何有关爱情的诗歌、小说、戏剧做对比，可以一眼看出这作品处在前所未有的格局中。为什么能够这样？就应了艺术源于生活那句老生常谈，《桃花扇》的跳出旧窠臼，并非孔尚任拍拍脑门悟出来的结果，完全来自崇、弘间秦淮两岸现实本身。这部剧作，几乎是非虚构作品，孔尚任是在几十种史著和亲自走访基础上，依照史实写成，剧中主题、情节、人物，都是生活本身所奉献。所以，《桃花扇》之奇，首先在于现实之奇，是明末南京的全新爱情，哺育了这部作品。
事实上，只要对秦淮香艳有深入了解，都必在其男欢女爱中看到一些更具重量和力度的东西。所以，继《桃花扇》后，从同样背景引出的另一名作——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也登高望远，煌煌其言：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以“自由之思想”而赠一妓一士，很应该被深思和回味，可惜不少人于此书徒然作为学问来膜拜，老先生的满腔激情、萦郁索结都看不见了。
李香与侯方域引出《桃花扇》，柳如是与钱谦益引出《柳如是别传》。两作都力能扛鼎，思其缘由，作者的功力及贡献之外，我们亦讶于那个时代蕴藏之富、气象之奇，短短十几年，却有那么多瑰意奇行、可风可传的人与事。以我所知，像顾媚与龚鼎孳、董小宛与冒辟疆、卞玉京与吴梅村的故事，精彩丰饶都不逊色，可惜还没有大手笔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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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骀荡淫佚，并不仅当朽腐没落时，面临解放或处在渴望解放的苦闷之下，亦有所表现。北美六十年代性解放，多半就是社会变革苦闷所致，它与左派思潮、黑人民权运动、蓝调摇滚、大麻、反战同生共随。我们对明末崇、弘间南京的秦淮香艳，也觉得可以如是观，而非区区“反礼教”之类陈词滥调可明了者。
读《同人集》、《板桥杂记》等，每每想到秦淮河畔的情形与“世纪末”时期巴黎塞纳河左岸颇有几分相似。那里，充斥着从精神和肉体自我放逐，自比波希米亚人，以漂泊、流浪为乐事的反传统艺术家。而崇、弘之间的南京，也有一个飘浮无根、萍水相逢、客居游荡的群体——那些因赶考而聚集南京的青年举子，很多人后来已经忘掉原来的目的，或把它降到次要的位置，他们几年以至十几年滞留南京（冒辟疆、侯方域都是如此），参加一轮又一轮乡试，而一次又一次失利，却仿佛乐此不疲、心满意足。
冒辟疆于桃叶渡大会即席赋诗放歌，头四句说：
昨日浪饮桃花南，今日浪饮恶木西。自笑飘流若无主，逃酣寄傲天地宽。
看看那些字眼：昨日浪饮、今日浪饮、飘流、无主、天地宽，这难道不是解放的一代吗？
他们热爱和享受南京的氛围，在秦淮安营扎寨，少数有钱可以住得阔绰，多数只是像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人那样住小阁楼、亭子间，却体会着自由、无羁、思想充实、四方“同人”其乐融融的全新生活，“今日姚兄送我一舟，即泊小寓河亭之下，又送媚兄来，朱尔兼、顾仲恭、张幼青诸兄俱在我舟，吾兄可竟到我处……”读此，觉得这些明代书生的生存情状没有任何方巾气，倒与很多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学生思想群落的景象，不分轩轾。
对这些精神流浪者，旧院成为极好的润滑剂。性的风骚和思想的风骚，天然投合，彼此激发，新鲜和解放的生命意识在放浪、驰荡之中获得更多的能量和刺激。整个古代，只有在崇、弘之际的南京，娇娃丽姬才超越买欢卖笑角色，而成为众星捧月的社交中心，和近代欧洲名媛一样，她们的居处，分明就是南京的思想和文化沙龙。
这样的场所，明显不仅是男欢女爱之地，而演变为公共思想的空间。它的出现，证明了南京公共思想的活跃，也证明了开展这种思想交流的强烈需求。它是对“庙堂”式思想空间的打破、破除，这里所论所谈，必非冠带之说、茧疥之思，而无忌无拘、放任自由。它是自由思想地带，也是个性地带，“狭邪之游，君子所戒”，青楼非书斋，君子可留书斋不必来此，来此即不必道貌岸然，而要嘻笑怒骂、真性示人。然而，秦淮河畔的个性，不再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不再是魏晋风度，不再是孤高自许、自外于世，这里的个性解放指向社会解放，以历史变革为己任，追求群体价值认同……
聚会、宴饮、放谈，追逐名媛、沉湎爱情。这样的场景，我们在十八世纪欧洲（尤其法国）许多小说、戏剧、诗歌、传记、绘画中见过。比它早一百年，“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的南京，也曾有过。这既非巧合，也非形似，而发乎同样的时代和精神气质。可惜“千古江潮恨朔风”，白山黑水的寒流，将此一扫而空。又可惜时湮代远，中间隔了三四百年之后，今人既不知道也不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说起秦淮香艳，仅目之为花间月下。
余怀以将近耄耋之年写就的《板桥杂记》，而今似乎已成一篇花柳实录，只从窥淫的角度引起阅读兴趣。无人去思考，那颗古稀之心，何以被年少之际狭邪往事久久稽淹；也无人注意他自序中的表白：
聊记见闻，用编汗简，效东京梦华之录，标崖公蚬斗之名。岂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哉！
东京梦华之录，即《东京梦华录》。此书乃孟元老南渡之后，为繁华汴梁献上的追忆。余怀效之，以《板桥杂记》为锦绣南京——尤其是崇、弘间我所称的那段“革命和爱情”——奠祭。书中叹道，鼎革后，“间亦过之，蒿藜满眼”。尤侗为该书题言，亦曰：“未及百年，美人黄土矣！回首梦华，可胜慨哉！”
余怀《后跋》说：
余甲申以前，诗文尽焚弃。中有赠答名妓篇语甚多，亦如前尘昔梦，不复记忆。但抽毫点注，我心写兮。亦泗水潜夫记《武林旧事》之意也，知我罪我，余乌足以知之！
他写的不是事和人，是心。而这颗心永远留在了“甲申以前”，那是中国的一段不幸夭折的历史，是一种我们今天已经触摸不到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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