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曾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因此，他几乎将所有个人财富都捐献给了社会公益事业。近年来，有不少美国亿万富豪选择将家产“裸捐”。
在感叹美国“裸捐”文化之时，我们不由得反思中国富豪的“募捐文化”。晚清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无疑是“中国式捐款” 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政商文化与晚清复杂时局之间，他如何凭借“捐款”走上首富之路？
胡雪岩“戒欺”
本地商人不信任 政府只得想国外举债
左宗棠奉朝廷之命，举兵西征，但费用紧缺，一度令他大伤脑筋。他的军费，除了财政拨付外，面临着很大的缺口。好在当时，对外贸易发展，这让左宗棠有了一条筹谋军费的新途径：第一个途径是将海关税收作为抵押物进行贷款，这对于左宗棠的西征帮助当然很大，但深远影响了之后的中国官方举债。第二，对外贸易的深入，使得金融业发展神速，一批有经验，有财力的外商及金融机构进入中国，使得军队通过贷款寻求资金成为可能。
问题是，为何左宗棠舍近求远，要去募集更为麻烦的外债呢？事实上，向国内民间的筹款也一直在进行，比如借款和纳捐，但这不足以弥补左氏的军费缺口。1878年，左宗棠第五次西征借款，胡雪岩介入，尝试仿照外债的形式，试图以5000两为一股，在华商中募集350万两。但最终的结果，却只募到定额的一半，剩下的一半还是只能依赖汇丰银行解决。
胡雪岩书法
本土商人消极的原因，可以从英驻上海领事马士在1881年的报告窥见：“看来也许是奇怪的，一个显然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竟然被迫向外国人借100万镑之类的小额贷款，而且若非以高到几乎任何其他大国都不肯出的利率，甚至连这个微不足道的款额也借不到。但人们必须记住，中国人对统治阶级很不信任。因此虽然钱庄主、商人和绅士并不缺少财富，但他们宁愿让钱闲置不用，或投资于土地、房屋，只获得外国贷款利息一半多一点的利润，也不愿把钱借给政府，因为每当政府涉及的只是本国国民时，任何时候它都可以泰然地拒付其债务。”
总之，官方尽管努力向本土商人借款，1866—1883年总计借款达1165万两，但因为政府信用下降，仍然无法完全弥补军费短缺，所以向外商的高利借款不可避免。
游走于政府和外商的融资人才胡雪岩
在这样的局面下，与外商合作向来愉快的胡雪岩，就成为左宗棠不可或缺的融资人才。胡雪岩的确有他的本事。与当时中国政府的低信用不同，胡雪岩这种在市场上自由腾挪的企业家，反而能够赢得外国商人的信任。官员们似乎都看好胡雪岩。
当然，胡雪岩乃一介生意人，在借款高昂的利息中，胡雪岩作为中介，实际上肯定能够分得一杯羹。比如1877年的借款，原本与外商商定的利息为10%，胡雪岩却高报至15%，以至于引发了总理衙门的调查，并最终得到追究。以现在的目光来看，以商人身份赚取中介费或利差本也算正常，但身处内忧外患的晚清，在军费事务上如此行事，难免引来“奸商贸利，病民蠹国” 的骂名。
某种意义上，胡雪岩就是在筹款与军火之间游走，一时间，他甚至是一名影响大时局的企业家，他是真正能够直接帮助左宗棠的大人物。由此，左宗棠在朝中极力抬高胡雪岩，认为“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 既然左宗棠如此肯定，那么胡雪岩从左那里得到的回报，就是惊人的。
胡雪岩故居
巨额回报
首先是权力回报。无论是官款的控制，还是海关银号，胡雪岩都是享受特权的生意人。晚清关税的税银是由海关银号进行具体的管理和上缴。胡雪岩至少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着宁波、温州、厦门、汉口的海关银号。
其次是政治地位回报。比如众人羡慕不已的黄马褂一品官职，就是左宗棠帮助争取而来。光绪四年，应左宗棠的上奏，朝廷破格嘉奖胡雪岩布政使衔，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这是中国企业家在向来重农抑商的帝国时代，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
第三当然是经济回报，让胡雪岩成为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中国人之一。与左宗棠合作之时，胡雪岩在借债中赚取利益，并开设阜康银号，遍及沿海沿江贸易圈，他广泛涉足典当业、生丝贸易、医药业等，事业达到了顶峰。
胡雪岩故居俯视图
巨额花销
胡雪岩的巨额花销可能有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是他奢侈的生活。其次，确实有慈善的史实。这可能是很多善于官商结合的中国企业家都会采取的策略，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家普遍具有的特征：有市场精神，善于整合政府关系，达则兼济天下，比如从同治年间开始，胡雪岩就介入公共设施的建设中，胡雪岩投身于当时社会的慈善事业，显然有着不错的政治效应。
除了慈善与公益，胡雪岩的直接的捐纳，尤其是捐助左宗棠部队，也是叹为观止。左宗棠在上奏时称，“胡光墉呈报捐赈各款，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二十万内外，而捐助陕、甘赈款，为数尤多，又历年指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散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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