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年轻学子常常为需要回原籍参加高考而愤愤不平，殊不知，160年前，有个名叫张之洞的少年也遇到过同样情形，其父张瑛在贵州兴义做知府，给他谋个学籍该是没问题，但父亲说了，我是当官的，不能开后门。于是乎，张之洞小朋友只好千里迢迢赶回河北原籍参加秀才考试。
那么，张之洞抱怨了吗？没有，他只是将这种磨砺化作了动力，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考取探花郎。他的成功，显然得益于某种自我否定意识：若是动辄抱怨朝廷对不起他，恐怕打小就一蹶不振了，又怎能拜将入相，成为一代“忠实的爱国者”(《泰晤士报》评语)？
什么是自我否定？自我否定有哪些辩证元素？这些我就不细说了，理论忒繁琐，大概的意思，跟古人的“日三省吾身”有点类似。反省为的啥？为的是有所扬弃，既变革、克服某些不足，又继承、保留某些传统。张之洞的一生，正是不断自我否定的一生，追求的是国家利益最大化。
他曾经也是清流，在1879年前后，与宝廷、张佩纶、黄体芳等号称“翰林四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四大侃爷，诉求集中于改革弊政、肃整纲纪、兴修水利、坚决抵抗外国侵略等方面，慈禧太后似乎也能听得进去。
但张之洞很快发现，靠嘴皮子办不成事，还容易被人利用和操纵，便强烈要求去地方搞“试验田”。恰好山西巡抚出缺，他就去了山西。当时的山西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据说吏治为天下最坏，鸦片为天下最多，又适逢大祲(饥荒)之年，张之洞自己也说“山西官场乱极”“晋患不在灾而在烟”“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治理山西三年，张之洞自我否定后形成的务实风格尽显，劾贪渎，举廉明，肃清吏治，同时严禁鸦片、创办学堂、编练军队，筹办冶炼局，降低晋铁运销成本等等，政绩卓著，得到了朝廷的高度评价。
他曾经也维新，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大佬交情不浅。
甲午战争失败后，他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变法图治。他的学生杨锐、亲信杨深秀等，都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康有为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谭嗣同也说：“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惟香帅(张之洞，号香涛)一人。”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张之洞的维新变革是有前提的，或者说是有预设立场的，那就是任何变革都必须忠于和维护大清王朝的法统。
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张之洞捐了钱，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他又以会外赞助人身份捐了款。当他看到慈禧太后逼令光绪帝封闭北京强学会和《中外纪闻》后，便借口学术问题，停止捐款。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张之洞时为湖广总督，不惜动用行政力量，要求全省各州县订阅《时务报》，并捐款千元。当严复的《辟韩》一文在《时务报》发表后，因为此文所议争民权事有悖于朝廷，他又很不高兴，授意屠仁守写了《辨辟韩书》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
此类的自我否定种种，在光绪末年十分常见。究其原因，在《湘学报》刊载关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后，他对陈宝箴说的一番话，表达较清楚：这件事“关系学术人心，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作为历史人物，张之洞或有局限，然这份忧国之心，不容抹杀。
他曾经也搞洋务，对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身体力行，使僵死的大清帝国显出一丝生机。但他绝非食洋不化之辈，总结性地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对那些“照搬”分子从来不屑一顾。比如容闳曾向他建议，聘请外国人担任清朝的外务、陆军、海军、财政等四个部门的顾问，同时选派一些有才华的青年在这些顾问手下工作。如果这样的话，国家还能叫国家吗？跟接管有何区别？对此，张之洞从来没有表态，他懒得费唾沫星子。
张之洞在湖光、两江办了许多学校，开了许多工厂，训练了许多军队，据说花钱如流水，还经常跟外国人借钱。但他对洋人的态度很值得玩味，时而亲德，时而亲英，作为抗日的坚定分子，却又直承钦佩日本。貌似言不由衷，常常自我否定，然外媒却评价说，“在他与外国人的关系中，张之洞一贯沿袭了传统的中华策略‘挑拨离间，从中渔利’。从本能说，他不喜欢也不信任任何其他国家，他只是善尽自己所能，利用这些国家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利害冲突，使自己的国家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一言以蔽之，他从来不亲外，而是实用主义者。
对张之洞来说，自我否定是他作为“圣人之徒”所修炼的大智慧，不拘泥，承认不足，所以要变革;懂取舍，唯有用者，所以要用之，终开创我中华之近代化伟业。《泰晤士报》在他去世后撰文悼念：“其人一生生活节俭、朴素，对自我常持否定之心，堪与斯巴达人相比。”斯言不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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