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元首开“花榜选秀”
上海有花榜,被称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王韬是始作俑者。王韬除了致力于传播维新思想外,也是一位酷嗜品翠评芳的资深狎客。
据陈伯熙著《上海轶事大观》记载,他曾于光绪壬午(1882年)、癸未(1883年)、戊子(1888年)三开花榜。壬午年那次,他将与之相好的素贞、竹卿、月琴三妓独列榜中,遭到花界的非议。
王韬的个人品题,在李伯元运作下竟成了一个风靡上海十余年的文化产品。
李伯元是清末著名文人,有被鲁迅称为“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传世。他早年投身上海报界,与袁祖志合创《游戏报》,自谓“游戏主人”。该报别开蹊径,不涉政治,惟以啸傲风月为事,专供文士消遣,因而《游戏报》开上海小报之先河,将小报与花榜结合。
《游戏报》于光绪丙申年(1896年)创刊。创刊之始,李伯元便以“开花榜为首事”,不到一年他便操办了首届花榜。为此他还制定“《游戏报》花榜凡例六条”,以色艺、才调等为评选标准。评选结果对入选的佼佼者以科举考试的三科头衔冠之,分题为状元、榜眼、探花。
李伯元评选花榜的方式在当时颇为新颖,他以《游戏报》为载体,先将开花榜的消息登于报首,邀读者投函保荐心仪的人选,再据荐书多寡选列名次,李伯元自诩这是“仿泰西保荐民主之例”。消息刊出后,沪上有此嗜好的诸君反响强烈,荐书纷至沓来,“十余日所得荐书,计百数十函”。
除保荐“名花”外,还有一些读者特意致函,对花榜评选的流程、标准等细节一一详加品评,提出各种意见。《游戏报》将来函中文辞上佳者择优刊出,以引起读者关注,甚至还引来了洋人的异议。美国人雅脱就致函该报,称对其将“丑者多列前茅,美者反置后列”的做法不理解,这或许是洋人的审美趣味与国人有所不同的缘故。
有些妓女不愿被动地坐等待选,很想在上海“隶乐籍者凡三千”中拔得头筹,自会想出一些抬高身价的法子。比如采取欲擒故纵的谋略,上海名妓金宝仙公开宣称因羞与“姘戏子、马夫者为伍”,请举办者从花榜中删去其名。
此举反而得到李伯元大力褒扬,嘉其“甘于韬晦,不求人知。其秉性之贞,用心之苦,实有高出寻常万万者”。金宝仙后来并未退选,反因其“敦节尚品”的删名之请而名列丁酉花榜的二甲前茅。
经过多日的征集遴选,花榜在丁酉年(1897年)六月揭晓。开榜当日,上海街头巷尾争购《游戏报》,一时洛阳纸贵。
该报那天“初出五千张,日未午即售罄,而购阅者尚纷至沓来,不得已重付手民排印,又出三千余纸,计共八千有奇。三日以来,而购者仍络绎不绝”。
此次花榜仿照科举题名,共选出一甲3名,二甲30名,三甲85名,计118位“花国进士”。对于评选结果,人们奔走相告,一时盛况空前。对列位“花国进士”,报馆用鼓乐送匾以助兴。榜上有名的妓女“一经品题,十倍声价”,生意也兴隆起来。丁酉花榜使《游戏报》销路大增。以此次花榜为契机,李伯元不仅名利双收,更是创造了一种报业和妓业共生共赢的商业模式。
“武榜”和“叶榜”为“花榜”增值
丁酉花榜结束不久,李伯元又计划筹办一次“遴芳会”,也就是要亲睹目测参选者。其理由为:荐书中不实之词太多,不可过于相信。
“遴芳会”的由头虽然冠冕堂皇,然而一群以狎游为业的小报文人和一班妓女相会,说只是为了“验其真容,再分别等第”,结果如何还真说不清,会不会有以身贿选的事,很值得怀疑。
总之,“遴芳会”的效果不佳,影响远不如以前的花榜。大约因所谓“遴芳会”不过是一群文人和几个妓女的自娱自乐,全然没有花选的大众性和娱乐性,自然少人问津。
此次失利之后,李伯元又回到对“花选”这一成熟产品的深度挖掘上来。创造力旺盛的他还开发了两种新名目:品评妓女中擅曲艺者的“武榜”和评选优秀阿姐的“叶榜”(阿姐即妓女中年岁较长者,譬之以“叶”,有以“叶”衬“花”之意),大大提高了“花榜”的价值。
继首开花榜以来,李伯元的花选连开四届,算上武榜、叶榜之流,则十届有余。李伯元的最后一选,恰逢庚子拳乱,正因如此也选得别开生面。
庚子花榜专为由京津一带南渡避难的残花流莺而设。李伯元特作“拟订津门劫余花选启”一文曰:“津门花事,向极繁盛……一声鼙鼓,惊颇霓裳,舞榭歌台,可怜焦土。巢燕散侣,邻莺失群……惟闻野哭。悲夫悲夫!”
花榜的极盛与速朽
庚子年后,李伯元停开花榜,花榜之举非但未因此减色分毫,反因其巨大的商业利益,引得各路洋场才子纷纷跟进。
清末上海报人与妓女的狂欢,在李伯元之后进入了高潮。一批效仿《游戏报》,专登青楼妓寮消息的小报相继创刊:1901年的《春江花月报》、1902年的《娱闲日报》和《花天日报》、1903年的《花世界报》,还有《闲情报》《娱言报》《乘风报》等。
这些小报几乎原封不动沿用李伯元“花榜-武榜(艺榜)-叶榜”的模式。为了敛财,有些小报甚而一年中开夏秋两榜。然而,花榜毕竟是无聊文人的余兴节目,不得长久,由极盛到末路也不过几年时间。而花榜越开越频,花魁越选越多,已有泛滥之势,沪上诸君渐不觉新鲜。
诸小报为求生计,私下为妓家大开方便之门,也助长了选花榜的贿选之风。对贿选,李伯元在初创花榜时便有所警惕。他曾听说以前有某家报馆拟开花榜,先派访事人到各弄各里抄写妓女姓名,该访事人乘便向妓女索贿,每家自一两元至数十元不等。对此类行径,李伯元深以为不齿:“不特有坏名声,且亦大负该报馆主人之初心。”
为表明公正,他在开花榜时特别强调:“甲第之高下,名次之前后,皆视此(投函)为衡,本主人不参一毫私定。”果然,他所办的几届花榜皆以规矩严密而为后世的上海老文人啧啧称道。而庚子年后,报社以花选之名向妓女索贿,已近惯例,丝毫不以为耻。
落到这般境地,花榜已沦落为妓女的变相广告,开花榜的小报也降格为引导消费的指南。因花选含金量大为下降,一些妓女也不屑于花魁之名。
1919年,当类似的花选再启时,有个妓女因嫌破费,拒绝了“花国总统”的头衔。此举应是实心实意的退选,并不是10年前金仙宝的以退为进之道。
早期的花榜,虽然内里是报人和妓女间精明的利害计算,表面还不脱传统士子文酒雅会、诗文相娱的游戏趣味,至庚子年后则蜕变为赤裸裸的商业行为。文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他们在职业上依靠市场维持,以其脑力为各行各业服务。
因而,在花榜兴盛的短短十年,上海文人从高高在上的狎玩者逐步变成了与上海妓女平起平坐、共谋生计的生意伙伴。清季上海的花榜选秀活动不仅是一次娱乐业的集体狂欢,也见证了中国传统文人的身份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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