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承泽园第一次见到袁克定时，我想，原来这就是要做“小皇帝”的那个人啊！我们上学时，也整天说“窃国大盗”袁世凯，“野心勃勃”的袁克定，不过我见到袁克定时，他已是位七旬老人，那时候我眼中的他，只是一个很可怜的、没人关心、有些孤僻的老人，并不是电影或历史、文学书描绘的“现代曹丕”那种老谋深算的样子。
在承泽园生活的这些年里，袁克定从不抽烟，和客人见面也很客气、和善，总是微微欠身点头致意，对我们孩子也一样。他年轻时曾到德国留学，所以通晓德语和英语，看的书也以德文书居多，有时也翻译一些文章。或许是因为早年跟随袁世凯四处游走，他的口音有些杂，听不出是河南、天津还是北京话。
1916年，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后，袁家移居到天津。袁世凯做总统时，曾在京津两地为全家置办了数处房产。袁世凯的遗孀们住在天津河北地纬路，袁克定住在自己买的德国租界威尔逊路(现天津解放南路85号)，1935年又迁到北京宝钞胡同63号旧居。北京沦陷后，袁克定带着家人，还有私人医生、厨子等，住在颐和园排云殿牌楼西边的第一个院落清华轩。
父亲通常不愿意跟我们讲张家和袁家的事情。后来有一次章伯钧向父亲问及袁克定的事情，父亲才说起来：抗战时期，袁克定的家境日渐败落，他原来还想找关系，求蒋介石返还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但被拒绝，袁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后，有一次曹汝霖劝袁克定把河南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但袁克定坚决不同意。
袁世凯去世后，每个孩子分了一大笔财产，袁克定作为长子主持分家，也因此一直有人怀疑除了均分的那份遗产外，他还独占了袁世凯存在法国银行的存款。但他的钱很快耗光，他60岁生日时，我父亲前往祝寿，曾给他写了一副对联：“桑海几风云，英雄龙虎皆门下;篷壶多岁月，家国山河半梦中。”
据父亲回忆，华北沦陷后，日本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还想笼络袁克定，要他加入华北伪政权，希望借助他的身份对北洋旧部施加些影响。袁克定几次跟父亲提到这事，那时他经济已经很困顿了，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固然有了财源，但也不能因此而做汉奸。据说袁克定还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后来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起来，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
父亲当年不是很喜欢一意鼓吹袁世凯做皇帝的袁克定，但后来看见他家产耗尽，生活越来越潦倒，1948年就将他接到承泽园。后来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给袁克定一个馆员身份，让他在那里谋一职，每月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父亲说，他每次一拿到工资，就要交给母亲，但父亲不让母亲收他的钱，说既然把他接到家里了，在钱上也就不能计较。
1952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从城内沙滩迁入燕园。第二年，父亲把承泽园卖给北京大学。我们家那时在海淀还有一处30多亩地的院子，从承泽园搬出后，在那个院子住了半年左右，后来卖给了傅作义，最后住到了后海附近。父亲给袁克定一家在西城买了间房子，让他们搬了过去，也照样接济他们的生活。
我们在承泽园时，没怎么见过袁克定的家人来看过他，袁克定去世后，平时不见往来的亲戚从河南赶来，卖了那座房子。母亲后来说，花出去的钱就是泼出去的水，不必计较了。袁克定有三个孩子，儿子袁家融，年轻时到美国留学，学地质，回国后娶了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女儿。解放后，袁家融曾在河北地质学院和贵阳工学院教过书，1996年以92岁高龄去世。我读书时，曾和袁克定的一个孙女袁缉贞同校，她后来去了香港，前几年也去世了。袁家曾是这样显赫的一个大家族，但最后也七零八落，到今天，知道袁克定这一支下落的人恐怕都没有几个了。
袁世凯身后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家族，他的一妻九妾留下了32个孩子，到了第三代，不算外孙，单是17个儿子，就又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袁世凯一倒，袁家也四分五裂，散落各方。父亲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写一本袁世凯的书，可惜最终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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