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时期，清朝政府曾指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以之作为维新派大逆不道的罪状。当时道路传言，议论纷纷，史籍、笔记中多有记载。但是，由于这一消息过于耸人听闻，康有为对此又一直矢口否认，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大都不予置信。实际上，它确有其事。康有为不仅曾准备“劫制”西太后，而且曾准备乘机捕杀。笔者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获得了可靠的证据。
1898年9月28日，清政府将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人处决。次日，以光绪皇帝的口气发布上谕说：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察觉，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兹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赶上海办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幾先，其
大清并不是一个法治传统很盛的国家，单凭“惑世诬民”、“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一类字眼，清政府完全可以下令捉拿康有为，处决谭嗣同等人。“上谕”特别提出“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显然事出有因。
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一书记载，政变前夕，当西太后盛怒还宫时，曾指责光绪皇帝说：“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又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恽毓鼎曾随侍光绪多年，上述记载自非无根之谈。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一书所记与恽书大体相同，但更明确。它记西太后大骂光绪说：“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统，自四岁入宫，调护教诲，耗尽心力，尔始得成婚亲政。试问何负尔，尔竟欲囚我颐和园，尔真禽兽不若矣！”《清廷戊戌朝变记》所载亦同。西太后责问光绪说：“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综观上述材料，可以确定：西太后认为，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串通，准备将她囚禁于颐和园，因而才有前述29日的上谕。
对清政府的指责，康有为多次矢口否认，反说是袁世凯的离间计。1908年，他在《上摄政王书》中说：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发愤于中国之积弱，强邻之侵凌，毅然维新变法以易天下。其时慈宫意旨所在，虽非外廷所能窥伺，就令两宫政见小有异同，而慈孝感召之诚，终未尝因此而稍杀。自逆臣世凯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阴行离间，遂使两宫之间常有介介，而后此事变遂日出而不穷，先帝所以备历艰险以迄今日，实维此之故。
康有为这封信的主旨在于说明光绪“仁孝”而西太后“慈”，因此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如所谓“慈孝感召之诚”云云，即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康有为进一步声称：“推袁世凯所以造出此无根浮言之故，全由世凯受先帝不次之擢，其事颇为廷臣所属目，而盈廷汹汹，方与新政为难，世凯忽生自危之心，乃幻出此至狠极毒之恶谋，如俗谚所谓苦肉计者以自求解免，此戊戌冤狱之所由起也。”康有为的这段话实在没有多少说服力。袁世凯为了自求解免，向荣禄、西太后邀宠，出面告密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造出“谋围颐和园”一类的谣言来呢？须知，一经查实没有此事，袁世凯的欺诳之罪也不会很小。老奸巨猾的袁世凯不会这么干的。
西太后是维新运动的最大障碍。杀一个荣禄，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由杀荣禄而包围颐和园，处置西太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维新派早就有过类似想法：康有为声称，如果要“尊君权”，“非去太后不可”。杨深秀也曾向文悌透露：“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
最可靠的确证是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毕永年，湖南长沙人，会党首领，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戊戌政变前夕到达北京，被引见康有为，受命在包围颐和园时，乘机捕杀西太后。《诡谋直纪》是他关于此事的日记，节录如下：
二十九日……夜九时，(康)召仆至其室，谓仆曰：“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弑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
八月初一日，仆见谭君，与商此事，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午后一时，谭又病剧，不能久谈而出。夜八时，忽传上谕，袁以侍郎候补。康与梁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绝曰：“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康即起身命仆随至其室，询仆如何办法。仆曰：“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但当定计而行耳，然仆终疑袁不可用也。”康曰：“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谓仆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仆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何如？”仆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一人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
初三日，但见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纷纷奔走，意甚忙迫。午膳时钱君告仆曰：“康先生欲弑太后奈何？”仆曰：“兄何知之？”钱曰：“顷梁君谓我云：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围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未知毕君肯任此事否？兄何不一探之等语。然则此事显然矣，将奈之何？”仆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为成济也，兄且俟之。”
此件大约写作于1899年初。当时，毕永年和康有为矛盾已深，写成后交给了日人平山周，平山周交给了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同年2月8日，小田切万寿之助将它上报给日本外务次官都筑馨六。它为了解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有关活动提供了最确凿的材料。它所记载的某些情节也可与其他材料互相印证。例如捕杀西太后的人选，除毕永年外，还曾急催唐才常入京，这正与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载谭嗣同称“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相合。又如它记载康有为告诉毕永年，已派人往袁处离间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关系，这同《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说法一致。当然，也有个别情节不准确，例如它记夜访袁世凯的为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三人，这是因为谭嗣同没有将全部真实情况告诉毕永年，出于猜测之故。
在《上摄政王书》中，康有为说：“今者两宫皆弃臣民而长逝矣，臣子哀痛有所终极，过去陈迹渐如烟云。虽然，千秋以后之史家，于戊戌之事岂能阙焉而弗为记载，使长留谋颐和园之一疑案不得表白，则天下后世非有疑于先帝之孝，则有疑于先帝之明，而不然者又将有疑于大行太皇太后之慈。”为了维护封建伦理，康有为力图否认有关事实。他没有想到，这一“疑案”终于得出了违反他的意志的“表白”。历史是糊弄不得的。
然而，“谋围颐和园”一说确实出于袁世凯。他的《戊戌日记》对谭嗣同夜访有详细的记载，内称：
(谭)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予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袁世凯自认，是他向荣禄告密的。袁在日记中称，他写这篇日记，是为了“交诸子密藏”，“以征事实”。当然，袁世凯为人阴险奸诈，他的话不能轻信，必须以其他材料验证。
王照逃亡日本后在与犬养毅的笔谈中说：
梁启超、谭嗣同于初三夜往见袁，劝其围太后，袁不允。
在维新运动中，王照与康有为关系密切。当新旧两派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候，康有为曾动员他游说聂士成率军保卫光绪。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之际，康有为又曾和他一起商议，“令请调袁军入勤王”。因此，他的话不会没有根据。
李提摩太在《留华四十五年记》中说：
在颁布维新谕旨时，守旧派怨恨皇帝荒唐的计划，可能很快地使大清毁灭，他们恳求慈禧将一切的政权都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她下谕秋天要在天津阅兵。皇帝恐怕在检阅的藉口之下，慈禧将要夺取所有权柄，而把他放在一边。维新党催着他要先发制人，把她监禁在颐和园，这样才可以制止反对派对于维新的一切障碍。皇帝即根据此点召见荣禄部下的将领袁世凯，计算在他的支持下，带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宫殿。
又说：
维新党都同意要终止反动派的阻力，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慈禧关闭起来。
李提摩太是康有为替光绪皇帝聘请的顾问，参与维新机密。光绪求救的密诏传出之后，康有为、谭嗣同曾分别拜访他，和他一起商讨“保护皇帝”的办法。因此，李提摩太的上述回忆自然也不是捕风捉影之谈。
许世英在回忆录里说：戊戌那一年，他在北京，听到“围园”的有关传说，曾经跑去问刘光第，刘说：“确曾有此一议。”许世英的回忆录写于晚年，他没有说谎的必要。
梁启超记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时说：
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史家们千万不能忽略这“肃宫廷”三字，如果不对西太后采取措施的话，宫廷又如何能“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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