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网络时代,炒作无处不在,其实古人也很重视炒作。唐代的杜甫就是一位炒作高手,他一生给李白写诗数十首,以显示自己与名人不一般的关系,而李白只回了他一首打油诗。
到晚清之际,文人士大夫更是崇尚清谈,好论时事、兵事、外事,以显示自己的高明,炒作之风盛极一时。但这些手法在一个人眼里,却只是小儿科,他就是左宗棠——如果要评“大清第一炒作高手”,那非左宗棠莫属。
在任何时候,一个人要想出名,最好的办法是有“故事”,而左公恰恰是这样的人。
早在学生时期,左宗棠就“好大言,每成一艺,辄先自诧”。他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我欣赏一番:怎么写得这么好,难道真的是我写的吗?
成年后的左宗棠,更是擅长“编故事”。第一个故事,道光十年(1830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当时年仅18岁名不见经传的“农村知识青年”左宗棠拜访他,贺为左之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左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左看。
此事载于《左文襄公年谱》,问题是二人见面的事,其他人并不在场,如何佐证?极有可能是左公自己创作或传播出来的。贺长龄是晚清的大学者,贺长龄之弟贺熙龄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的老师,他非常喜爱左宗棠,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也仅此而已。
第二个故事,道光十七年(1837年),回家省亲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20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
这个故事较之前一个更是“别有用心”。陶澍爱才,左宗棠得知陶大人回乡必经醴陵,故而事先写下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上联“印心石”隐含了陶澍一个引以为豪的故事,看到此联,自然心花怒放,引为知音;下联更赤裸裸地拍了陶大人一记马屁。总之,一副对联击中了一个传统士大夫官僚的软肋,竟然不顾年龄和辈份悬殊,与之结为亲家。
第三个故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云贵总督林则徐在回家途中,因为闻悉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其实,林则徐见左宗棠,并非“闻听”其大名,而是缘于陶澍。陶、林二人关系不浅,左又是陶的亲家,陶在信中早已向林大人介绍过许多左的故事。左公拜见林大人,也是因为陶亲家的授意。林大人乐得给陶公一个面子,自然不惜美言。
那么,三个故事都聚焦在左宗棠的“奇才”上,此时的左公到底露出过什么奇才?后人很难晓得。凭常识判断,无非是左宗棠的口才,至于诗文之才——左公显然不如李鸿章,至今不见左公留有名诗文。至于其它才能,凭初识的一面应该难以判断。
为了抬高故事中的人物,左宗棠也毫不吝惜地抬举他见过的名人,如林则徐在左宗棠心目中被视为“天人”。更关键的是,这些故事一般限于二人交往之间,外人之所以得知,无非是当事人的对外传播。于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反正都变成了故事。对此,《清史稿》中说得直白:“(左公)喜为壮语惊众,名在公卿间。尝以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胡林翼亟称之,谓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
还有一个经典段子,说的是长沙发生“劣幕事件”,左宗棠被人告发,受到追查,有个叫潘祖荫的大臣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更是将左公抬到天上。
潘祖荫的一道奏折果真如此管用吗?非也,左宗棠之所以被赦,完全得益于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保救。而潘祖荫这句话或许是真的,却未见载于《清史稿》,倒是在民间广为流传。其所以流布者,无非是左公有意炒作,这与左公“喜为壮语惊人”的秉性极为相得。因此,当左宗棠后来抹杀曾国藩的救命之恩,即令时人感觉不公,为之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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