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大多数变革都需要“唤起民众”，都需要得到下层百姓的理解和支特，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唐玄奘佛教门派的失败，以及“大老粗”惠能禅宗的兴盛，就具有深远的历史原因和普遍社会意义了。历史常常和人开玩笑。有时，变戏法一样，变幻出来的景象使人眼花缭乱，难以琢磨。《西游记》中的唐玄奘是一个人妖不分，盲目慈悲，软弱无能，十分迂腐，又非常自信的大和尚。然而真实的唐玄奘，则是我国唐代的高僧，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旅行家，哲学家，出色的国民外交家，坚强的爱国者。
洛阳偃师县陈河村，从唐玄奘少小贫困出家，到公元657年随唐高宗回东郊洛阳，顺便返回故里陈河村修坟祭祖，已是1300多年的岁月了。在这千余年里，除了唐僧寺时而还有烟火明灭以外，其家园一直是寂寞冷清的。唐玄奘13岁出家，少年早慧，听法师讲经，很快领悟，并能升座复述。后来随其早已出家的哥哥游学各地，遍谒名师。到26岁之时，他游遍了唐帝国大部分地区，几乎穷尽了佛家各派学说。但是，越参学越觉得不解的问题越多，并且，有些问题各大师之间分岐甚大。如“众生皆有佛性”，狗子有没有佛性？再如，如果成佛，是今生成佛，还是来生成佛？等等。释尊的本意究竟是什么！他决心到佛教发祥地印度走一越，取回根本的经典，以释众疑，并统一中土各家学说。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27岁的唐玄奘约了几位僧人，共同申请出国西游。因前一年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杀了哥哥建成及弟弟元吉。国内外情势都不太安定。西以玉门关为界，禁止关内人与关外人交往。所以，玄奘的申请未被批准。几位好友已决定不去，但玄奘仍不甘心，单独一人上表申请，仍然又被驳了回来。接连两次驳回申请，非但没挫伤他的意志，反而西游的愿望更加强烈了，决计不顾一切后果，偷渡出关。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长安一带闹饥荒，朝廷准许饥民自由外出觅食。唐玄奘看准这个时机，毫不犹豫地混入灾民之中，闯出关去。
出关之后，一路上黄沙漠漠，空旷苍凉，上无飞乌，下无走兽，更无水草。玄奘只能望着尸骨马粪的遗迹前进。在经过八百里大沙漠时，玄奘曾4日5夜滴水未进，几次临近死亡。后来奇迹般的遇水得救，才到了一个信仰佛教的高昌国。高昌王十分敬重玄奘，听到他为取真经沿途历遭磨难时，禁不住潸然泪下。于是，就请玄奘住下来，接受他的供养，做他的国师。并说，他将命令全国之人都为玄奘的弟子，并要求他讲经授法，不要冒死到印度去了。玄奘致谢之后，拒绝了高昌王的请求。进入印度之后，玄奘边参学，边广礼圣迹，辗转数十国，直到贞观7年，才到达当时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那烂陀寺是当时全印度最大的寺院。是释迦牟尼在世时，由500商人共同出资十几亿金钱买下的一座著名的园林，供奉给佛作为说法的场所。佛寂灭后，又有东、南、西、北、中五印度国王，共同出资兴建此寺。规模甚是宏大壮丽。此寺自四、五世纪以来，就是印度的佛学研究中心，大师辈出、声誉甚隆。
那烂陀寺对住进的僧人要求极为严格，当时在常住的万余僧人之中，精通50部经纶的，可享受“三藏法师”之草称。按寺中规定，可有10名“三藏法师”编制。然而，在玄奘到来之前。那烂陀寺只有9人。还缺1人。玄奘以精深的学问和儒雅的风度，被增补为其中之一。每天可享受上等食馔20盘，又有槟榔、豆寇、龙脑、香乳、酥蜜等供给。还可以吃到“大人米”，这是大如风豆的粳米，其饭、香溢百步，十分名贵，唯有印度才有，产量极少，专供国王及最有水平的高僧享用，故称“大人米”。有4名“净人”，一名婆罗门，30名从人，服侍。出门可以坐象车。
如此优厚的生活条件，玄奖“晨夕无阻”刻苦钻研5年，然后用4年游遍印度所有的佛教圣迹，再次回到那烂陀寺来，他已不是学僧，戒赞大师指派他向寺僧开讲经论。当时印度的思想界非常活致，各教派之间相互论战，相互攻击，斗争十分激烈。在曲女城举行的一次全印度大法会上，在五印度18个国王，大小乘僧侣3000多人，以及十万僧俗大众的注目下，玄奘入座为论主，并宣讲大乘教义。按印度贯例，若有人攻破其一个论点，“当截舌而谢之”。结果，经过18天的辩论，始终无一人能驳倒玄奘。玄奘的佛学功底此时实际上已超过他的老师戒贤大师，成为全印度的最高峰。他西行求法的目标已经达到，他感到中土僧俗都在召唤他，应该赶快回国了。他谢绝戒日王及五印大德法师们的一再挽留，于贞观19年(会元6朽年)满载着名震五印的声誉，携带着大批经卷，回到了长安。
玄奘回国以后所从事的一切佛教活动始终得到唐王朝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唐太宗对玄奘学问才华和气质风度都很赏识，并认为他很有政治潜能，因此，曾两次劝说玄奘还俗从政，而玄奘都一一婉言拒绝。他对唐太宗说：“我往返十七年，行程五万里，亲历一百自十国，西行求法云就是为了弘法传教。今后心愿，乃在翻译佛经。”玄奘最初西行求法的目的，是排除万难，寻求释迦佛之本意，统一中国佛教各种异说，从而更好在中土大地上弘扬佛法。然而，他创立的法相唯识宗，不仅在流传的范围上仅限于长安和河洛一带，而且在传流的时间上，也只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彻底灭迹了。法相唯识宗是直接继承印度瑜伽派的理论、并且是完全严守其经典教义的一个宗派。这个宗派坚持把众人分成五个等级，把一部分众生视为天生低贱，排除在成佛的可能性之外。这与当时在中土流行的“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的说法不相符合。尽管有帝王的直接支特，又由名声显赫的唐玄奘创立，并且也确实曾盛极一时，但是，这新的幼苗还是很快就枯萎了。
六祖惠能根本无意和玄奘作对，然而，他却是玄奘的另一个对立的极端，虽是无文化的“粗人”，却顺应了中土大地上的民心，创立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修行法门。惠能在问对说法时，常常使用俗语村言，妙语如珠，很受民众的欢迎。这就使庄严肃穆神圣不可侵犯的佛经奥义，变为轻松谈谐，通俗易懂的一种道理。在教义上，不仅“人人皆有佛性”，而且，就是罪行累不，杀人如麻的强盗，只要“放下屠刀”，也便可“立地成佛”。可以说，在宗教传播的策略上，惠能是把原则性、灵活性、宽容性熔为一炉，向苦难深重的黎民百性随缘显露慈悲之心。这样惠能就把佛国的大门大大敝开，只要想进，人人可达目的。所以，禅宗的优势就大大压倒唐玄奘的法相宗，直到完全统一佛教各派。
历史上的大多数变革都需要“唤起民众”，都需要得到下层百姓的理解和支特，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唐玄奘创立佛教门派的失败，以及“大老粗”惠能创立禅宗的兴盛，就具有深远的历史原因和普遍社会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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