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传“三宝太监下西洋”，指自永乐三年(公元一四○五年)至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年)三朝，郑和等先后奉命七次下西洋(今日南海以西之地、今称印度洋或南洋)，历琉球、安南、暹罗、新加坡、马来西亚、苏门答腊、爪哇、孟加拉、锡兰等国，且深入于阿拉伯海，直抵波斯湾亚丁，达至非洲东岸，堪称航海史上一大盛事。此举除大振明室国威外，亦有助华人移居东南亚各地。
移居南洋自唐始
自唐朝开始，中国华侨已向南洋移居，然而，当郑和七次通使后，移民“真如雨后春笋，突然增加不知有多少倍”(徐玉虎语)。据吴日含考证，郑和等除导致南洋的社会文物渐有华化趋势外，亦深化了华侨与东南亚开发的关系，现申其说于下：
苏禄史记道，十四世纪时有中国使者黄森屏到浡泥，后任支那巴担加总督。其女嫁汶莱第二苏丹阿合曼，凡二十传迄今。
《明史》载“万历(公元一五七二年──一六二○年)时为(婆罗)王者，闽人也，或云郑和使婆罗，有闽人从之，因留居其地，后来竟有其国而王之。”郑和部下亦有留居南洋者，《明英宗实录》记随和下番的太监洪保一船，启航时凡三百人，后遭大风漂泊，经十八年后回国的，仅得三人，其余未能回国的二百多人，除病伤死亡外，大多留居各地，从事于开发蛮荒的工作。又如商人下番的，也多留居下来，如苏禄的留人作质，“冀其再来”。
美洛居有香山，雨后香堕，沿流满地，居民拾取不竭，其酋委积充栋，以待商舶之售。东洋不产丁香，惟此地独有，故华人居此市易者多。万历时荷兰人与葡萄牙人因争美洛居交战，居寓的华人游说两国，令其罢兵。吕宋亦有很多华侨，其主因乃当地与中国漳州距离甚近，因此，商人多久居不归，名为压冬。聚居涧内为生活，后渐有数万之多，间有削发长子孙者。
华侨既久居南洋，占有相当的势力，如成化二十一年(公元一四八五年)，至令东苑商人张宣率官军二千，送占城王古来返国。有些则在当地居官或执政，漳州人张姓做浡泥拿督，拿督华语意指尊贵的官员，汀州人谢文彬做暹罗的岳坤，岳坤指学士而言，饶州人朱复，南安人蔡景相继为琉球的国相。
此外，诸番国来朝贡时所带的翻译，或使臣亦多由华侨充任。如万安人萧明举为满剌加的翻译，火者亚三充葡萄牙人使者，琉球的使者多为福建籍的华侨。
罪犯海盗避难所
当时去南洋的人，除商人、官军外，还有罪犯及海盗。后两者多是在本国内因犯罪不能立足，因而多避居南洋。如梁道明、陈祖义、邱彦诚、施进卿等雄长旧港，南海叛民何八观等聚屯岛外。嘉靖(公元一五二二年──一五六六年)末年，倭寇余党遁居吉兰丹，生聚至二千余人。广东大盗张琏，逃居旧港，列肆为番舶长，漳泉人多往归附，市舶长即中国的市舶官。林凤、林道乾等被官军战败，逃至海外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群岛，后为中国及西班牙两国军队所击败。
综上所述，有学者认为南洋华侨，在十五世纪以前，为数已经不少。十五世纪后，经郑和的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一方面提高了华侨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中国人民的出洋。出于崇敬的考虑，固然令当地留有不少神化郑和的史迹(详见安焕然《先民的足印──郑和在马来西亚的史实与神化》)，但自永宣时代，无论在政治、经济及文化诸方面，南洋的开发及开化，皆与中国侨民的努力密不可分，致有论者认为自积极经营南洋后，“南洋已成为中国的一部”，是“中国的附庸”。甚者痛心于后继者的退盟自守，致令侨民需“犯国禁渡海”(寺田隆信语)而来，且亦令欧人主导了十五世纪以后的世界航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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