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6年，大会群臣、属部，称大圣大明天皇帝。随后，亲征突厥、吐谷浑、党项等部，转掠代北，掳获许多人畜。917年(神册二年)，晋王李存勗所署新州裨将卢文进降辽。三年，任康默记为版筑使，在潢河以北营建皇都(后称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六年，诏定法律，正班爵，新州防御使王郁率部来降。辽太祖又两次亲统大军南下，肆行俘掠，均被李存勗率劲兵击退。大批降人、俘虏的迁入使辽的实力渐趋雄厚，在长城以北草原上出现了农田、村落、城廓、矿冶、作坊以及寺院与孔庙。又进一步加强政权建设，在参酌旧俗的基础上，援引汉人文法，强化了皇权统治。根据契丹与汉人经济生活的不同，对部落和州县各因俗施治。由于汉人逐渐增多，朝中专设汉儿司主其事。926年，他夺下渤海国，改名丹东，封长子为丹东王。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阿保机发现，国境越来越大，可西部草原上新征服的奚族、室韦，不习惯耕种;投奔的汉人，又不可能去牧马。于是他设置了两套平行的行政机构——北面官“以国制治契丹”，保留契丹部落的用人惯例;南面官“以汉制待汉人”，几乎是唐代三省六部制的翻版。一个皇权，两套官制，并行不悖。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季，阿保机会到四个不同的地方居住，称之为“四时捺钵”。表面上，这是“游牧”之意，实际上，已是巡察制度。[17] 建国后，阿保机着手制定新制度。参照汉族的政治模式，对遥辇氏二十部进行改造，建立起新的国家机构。922年(天赞元年)，将“人众势强，故多为乱”的迭剌部析为五院部和六院部，各置夷离堇，隶北府，使迭剌部夷离堇由最高军事首领削为北宰相府下的一级官员。彻底废除部落世选制，确立皇位世袭。创“斡鲁朵”(宫卫)制，建成特殊的皇权侍卫，“入则居守，出则扈从。”成为对内镇压异已，对外扩张的一支核心力量。健全法制，制订契丹第一部法典《决狱法》。组织人力创制契丹文字。本着“因俗而治，得其宜”的原则，制定民族政策。降奚后，置六部奚，命勃鲁恩主之，仍号奚王。
降渤海，改东丹国，仍用渤海老相为右大相。中央官制分南北，“(北面)以国制治契丹，(南面)以汉制待汉人。”废除部落世选制，立长子倍为皇太子，确立皇位世袭制;健全法制，制订契丹第一部法典《决狱法》;组织人力创制契丹文字;本着“因俗而治，得其宜”的原则，制定民族政策;中央官制分南北，“大力吸收汉文化，仿唐代长安，修建皇都，即后来的辽上京;兴建孔庙、佛寺、道观等。耶律阿保机通汉语，任用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等有才学的汉人为谋士，并采纳韩延徽的建策，置州县，立城郭，定赋税，模仿汉地的制度来管理在战争中俘掠的大量汉人。从此，契丹社会在奴隶制成分仍占重要比重的情况下，封建制成分得以迅速发展。他建立了一支精锐而忠诚的亲军“腹心部”，讨平黑车子室韦、奚等部，尽有其地，确立了森严的仪卫制度。皇权的发展与守旧的契丹奴隶主贵族矛盾日形尖锐，其弟耶律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端和于越耶律辖底发动叛乱，均被镇压。
阿保机时期契丹国内便出现了胡汉分治的状况，当时韩延徽还建议召募逃亡的汉人垦荒耕作，恢复农业生产。阿保机接受了。逃到契丹的汉人便陆续安居下来。生产恢复发展之后，政府有了租赋收入，耶律阿保机的经济实力也增强了。这种分治的办法，对契丹的发展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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