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1日，农历五月廿五，当时中国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作了一件空前绝后的大事——向全世界宣战。慈禧在《诏书》中说信誓旦旦地说："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如此气势，完全不是那个丧权辱国的老佛爷作风。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做出这个不计后果的疯狂举动的呢？实际上，最初促使慈禧考虑对外抵抗的是西摩尔洋兵向北京的进犯;最后促使慈禧下决心“宣战”的则是列强强索和进攻大沽。
有人在评价慈禧太后时，以她是一个敢于向全世界宣战的人为褒。其实这种说法及不科学：首先，庚子年间，中国与八国联军的战争是对的八国或十一国，不是对的全世界;其次，慈禧的“宣战诏书”，只是对国内发布的号召抵抗侵略的战争动员令，而不是递交外国，宣布与对方进入战争状态的“宣战书”。实际上在这次战争中，列强始终没有对中国宣战，清政府也始终没有对列强宣战，双方甚至一直没有断绝外交关系，按国际惯例，双方属于不宣而战。那么慈禧为什么敢于发布下令抵抗的“宣战诏书”呢？国内外曾有多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慈禧收到一份“假照会”，其中一条内容是勒令她“归政”。
慈禧一怒之下决定对外宣战。此说以范文澜为代表，他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6月16日深夜，江苏粮道罗道杰向荣禄送密报四条，其中一条是外国人要‘勒令皇太后归政’。次日黎明，荣禄向西太后告急。西太后、荣禄一伙人，屡受外国强盗的打击，早成惊弓之乌。‘归政’这一惊，确把他们惊昏了。西太后悲愤异常，不再查问虚实，决心孤注一掷……21日，正式宣布开战。”他认为，西太后是在“受惊发昏”的情况下决定宣战的。到6月25日，她“渐渐苏醒了”，于是便“下谕停止围攻使馆，命荣禄赴各公使馆商议和局。”
第二种解释是：清政府受到义和团强大压力，被迫对外宣战。此说以胡绳为代表。他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说：清政府“其所以对外宣战，只是因为害怕义和团民的声势，想借对外战争之名来躲过人民的锋芒。”后来，他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又说：“慈禧太后之所以下五月二十五日的宣战诏书，根本上是为了避免义和团的刀锋落到她的头上，落到以她为代表的统治权力的头上，并且把义和团群众推到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的第一线上，使用帝国主义列强的力量来消灭义和团。这是一个彻头彻尾虚伪的宣战书。”第三种解释是：慈禧听信了裕禄关于天津大沽口战斗的假捷报而受到鼓舞，因而宣战。此说以孔祥吉(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为代表。他在《义和团运动苦干重要史实辨析》一文中认为，慈禧对外宣战，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促使她最后作出宣战决定的，是裕禄6月20日的“虚假捷报“。
此文说，慈禧在得知洋人强索大沽炮台的消息后，并未立即宣战，而是对前方的情形“拭目以待”。6月21日，“慈禧接到了裕禄的《接仗获胜折》……裕禄的这份《接仗获胜折》有许多夸大虚饰之词，……无疑给慈禧带来了不少鼓舞，更增强了她侥幸取胜的心理。”慈禧被虚假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于是当天就发布了宣战诏书。此外，民间有根据野史认为慈禧是相信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鬼话，故而宣战的说法。甚至连孔祥吉教授亦认为慈禧误信了义和团的神勇，也是促使其宣战的一个原因。
上述几种解释可分为头脑发昏说(如第一种、第三种和此外)和虚伪狡诈说(如第二)，均有失偏颇。几种说法所引以为据的史料或为伪作(如景善日记)，或来源不明(如庚子西狩丛谈)，或断章取义(如相关谕旨和奏折)，或史料本身说法既不真实(如崇陵传信录)。因此，从历史考据的角度看，都有站不住脚的地方。实际上，最初促使慈禧考虑对外抵抗的是西摩尔洋兵向北京的进犯;最后促使慈禧下决心“宣战”的则是列强强索和进攻大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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