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守在陕甘苏区西面和南面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第十七路军。这两支部队与别的国民党军有所不同。九一八事变后，根据蒋介石不许抵抗的命令，张学良率领东北军从东三省退到关内。他同日本人有国仇家恨，有较强的抗日愿望，因而对“剿共”并不积极。杨虎城更是早就同共产党有联系，有抗日救国的强烈要求，对“剿共”也不积极。中央一到陕北，十分重视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在1935年12月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这时，日本人策划所谓“五省自治运动”，加紧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民族危机愈加严重了。爱国救亡运动空前高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壮歌声，就是在这一年唱出来的。
由于东北军的驻地和陕甘苏区靠得比较近，红军同他们打过几仗，抓到一些俘虏。会师前，徐海东率领十五军团在甘泉附近的劳山和榆林桥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打过两仗，俘虏了好几千人，其中在榆林桥战斗中俘获的东北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后来在沟通我们同张学良的联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那时我们对东北军的俘虏采取集中训练的办法，给他们讲东北沦陷后的情况，演文娱节目，唱《流浪三部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歌曲；同时，生活上优待他们，派人同他们谈心。我们政治部的秘书长周桓是东北人，家在鞍山附近，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在当地站不住了，就跑到中央苏区，一直在政治部工作。周桓同那些东北军是老乡，共同语言更多，我们就派他做东北军的工作。经过训练，这些东北军俘虏的觉悟提高得很快，不少人参加了共产党。我们又把他们派回去，这样就扩大了我们党在东北军中的政治影响。
高福源是张学良的亲信，因为脖子上有个疤痕，外号叫高疤脖子，打仗也很勇猛，十五军团同他那个团作战时伤亡较大，所以，徐海东对他很恼火。高被俘后，徐海东打了他两个耳光，以后一直关在那里，因为忙于作战，来不及处理。中央到瓦窑堡以后，就把高福源提出来审问，做他的工作。他提出要回去。当时，彭德怀同志和我带领部队驻在甘泉附近，毛主席给彭德怀打电话，说有那么一个人，我把他送到你们那里，你们好好地优待他，住到一定的时候，他愿意回去，就让他回去。接着，把高福源送到我们那儿。高福源一到我们驻地，彭德怀把他请进自己的窑洞，住在一起。高福源没想到彭德怀这么大一个司令，会跟他住在一起。彭总还交代我们政治部做他的工作。我同他谈过多次话，周桓更是天天陪着他。
那时，红军包围甘泉已经不少日子了。但那是一个在半山上的小城，很不好打。里面驻有东北军一个团，由一个叫张文清的师参谋长在那里指挥。我们希望他们能主动撤出，就让高福源爬到城墙边坟堆后去喊话。他连话筒也没有，就说我是高福源，要那个哨兵把师参谋长叫出来。这位师参谋长认识高福源。高福源就说，红军希望同我们联合，打回老家去。那个参谋长说：你说这些我不相信，你背后都有枪顶着哩，你要谈，明天进城来谈好不好？高福源回来向彭德怀报告。他说我可以去，只要你们同意。我们说：他万一把你扣起来怎么办？高福源说：他不会，我还要回来给你彭总司令报告谈的结果，请你相信。第二天，高福源真的去了，大出张文清的意外、但他仍然疑心很重，又提出要高福源带一个红军干部来谈判。我们就派周桓同高福源一起去；同时，杀了猪，准备了粮食、烟酒等物品，上面写着“打回老家去”等标语一起带去。因为甘泉被围困了不少日子，什么都买不到，食品供应已中断好久了。在谈判中，张文清表示要回洛川去向张学良报告。那时，城里有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电台。他知道了这件事，就要高福源到洛川去见他。并且让红军派一个人来。周桓就陪高福源一起去见王以哲，商定红军与他建立电台联系。后来，又派李克农去见张学良。过了不久，我们忽然收到王以哲的来电说，张学良希望近期在延安会见周恩来。这样，党中央同张学良的联系就正式建立起来了。这时候，在甘泉被我们包围的东北军准备撤走，走的时候我们组织群众进行了欢送。
对西北军杨虎城的工作也很见成效。杨虎城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他的部队中早就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曾担任过他的秘书长的南汉辰也是共产党员。那时，我们派了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和中央特派员汪锋同他商谈合作抗日事宜，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是，其中也发生过一些曲折。红十五军团同杨虎城的部队打过一仗，抓到不少俘虏。把俘虏集中起来后，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并要共产党员站出来。结果，站出来不少人。十五军团负责人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是共产党员，认为是冒充的，把他们全杀了，其中包括警三旅旅长张汉民。对这件事，杨虎城很有意见。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西安代表中央当面向杨说明情况，表示歉意，才消除了杨心里的疙瘩。中央到陕北后，汪锋和陕北其他一些干部也曾为这件事向中央告过状。但是，人已经死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追认他们为烈士。在直罗镇战斗中，东北军一零九师师长牛元峰也是在被俘后杀掉的。当时，有的同志只知道勇敢作战，对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思想上转不过弯来，也不了解争取东北军的重要意义，抓住了敌军的大官，就自作主张地杀掉了。也有的同志因亲属、战友、乡亲被国民党残酷地杀害，便把仇恨集中到了俘虏身上。在王明“左”的错误统治时，做兵运工作只能做下层工作，不能做上层工作；只做士兵的工作，不做军官的工作。后来，钉子碰得多了才有所转变。党中央把统战工作做到张学良、杨虎城头上去，过去谁敢呀？杀俘虏的虽然是少数部队、少数人的行为，但影响很不好，不符合党的政策，中央做了许多工作，才逐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优待俘虏、瓦解敌军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
中央在和张学良、杨虎城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同蒋介石秘密谈判的渠道也开始打通。九一八事变后，尽管蒋介石仍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但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却漫无止境，蒋介石看到：“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就不得不“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他派人同共产国际和中共进行接触和试探。负责这一工作的主要人物是他的亲信陈立夫。陈一面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邓文仪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同王明、康生等人都认识，这些人当时都在莫斯科。后来，驻国际代表团就派潘汉年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另一面，陈立夫又派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市设法寻找中共的关系。曾通过在天津参加过觉悟社的湛小岑找到中共北方局的关系。双方初步会商后，地下党派党员张子华、董健吾到陕北瓦窑堡向党中央汇报双方会商情况及国民党当局希望同中共谈判的要求。
那时，毛主席正率部东征在山西。留在瓦窑堡的博古、林伯渠听取张子华、董健吾汇报后，就赶到前线同毛主席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我记得毛主席听了他们的介绍后说：方针是继续积极联络。同时，决定周恩来同志准备出去同国民党谈判。8月，潘汉年回国后也辗转来到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这时，中央已从瓦窑堡转到保安。不久，西安事变发生，中央就正式派周恩来为代表同国民党进行公开谈判，合作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时，红军集结在甘肃的洪德与宁夏的盐池间，准备再次打击胡宗南部。我正在十五军团，接到总部的电报说蒋介石被抓起来了，并要我马上回去。消息传开后，军营内外一片欢腾，普遍情绪是要求杀掉蒋介石。当时各方面的情况还不很清楚，政治局讨论后，认为张、杨的行动是逼蒋抗日，有革命意义。
紧接着，根据张学良来电的要求，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同志到西安去，协助张、杨共商大计，处理事变后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并且建立了电台联系。当时中央集中考虑的是3个问题：一是如何向张、杨解释苏联《真理报》社论的问题。因为苏方对事变的真相不明，生怕中国会发生内战，所以《真理报》指责张。杨是受日本操纵，搞政治阴谋。我们只能如实地对张、杨说：苏联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发的社论，不代表我们的意见。第二是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究竟是杀还是放。开始有不少人主张杀，张国案表现得最激烈，其他一些同志也有主张杀的。但是，经过研究，这时潘汉年又从上海发来电报，说南京的亲日派很嚣张。中央决定要和平解决。第三是，调整红军的兵力部署，以便同东北军、十七路军在西北结成“三位一体”。红军除留一部在北线继续监视胡宗南部外，主力南下经庆阳、西峰镇，集中到咸阳，东北军和西北军集中在临像渭南间，三者互相呼应，摆开阵势，以备迎击从东面向西安进攻的国民党中央军。
当时西安的情况十分复杂。张、杨虽在捉蒋及联共抗日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这两个人的性格和情况也有所不同。张学良豪爽，有侠义气概。在当地，东北军是主力，他的意见往往对事情起决定作用。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关系一直很好，他很尊重周恩来，但他力量比较小，同东北军之间还存在一些隔阂，生怕被张学良吃掉。下面“左”的、右的，主战、主和各种意见也很分歧。张学良放蒋时随蒋去南京后被扣，西安群龙无首，更是乱得很。那时，红军总部在云阳，周恩来同志经常在西安、云阳间来往，有些事情需要红军协助的，就把任务交给我们办。比如，被东北军开除的知识分子中有的是地下党员，我们就收留下来，加以训练，有的训练后再回去。我们还做杨虎城军队的工作，主要对象是赵寿山，他的部队当时也驻在三原，我们同他的关系很好。
东北军里有两个受到张学良重用的年轻人。一个叫应德田，是张学良的政治秘书，后来任政治处处长2一个叫孙铭九，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抓到蒋介石的那个营长，后来任卫队团团长。他们是东北军中少壮派的代表人物。张学良在南京被蒋介石扣留后，东北军中少壮派同元老派之间的矛盾激化，少壮派不顾大局把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打死，引起东北军高级将领极大不满。两个人在东北军中呆不住了，跑到云阳红军总部来。他们见了面就骂红军，说你们出卖了张学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先以礼相待，耐心地说明抗日联蒋的重要性；向他们解释张学良陪蒋介石去南京以前没有同我们商量过。彭德怀和任弼时同志对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他们住了一个多月，就到北平去了。全国解放后，他们两人到北京来，见到我们，表示很惭愧。这两个人现在都已去世。
从陕甘支队到陕北，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发展统一战线，终于打开了原来的孤立局面，建立起一块比较大的根据地，共产党的政治威望和影响大大提高了。美国记者斯诺正是在这个时候来到陕甘苏区的，他的《西行漫记》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如果红军当时按照张国焘的主张全部南下而不是北上，抗战爆发时，红军还在四川和西康的边界地区，即使没有被国民党军队消灭或者饿死，也不可能直接走上抗日前线，迅速壮大实力，开辟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在抗战中起中流砸柱的作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远见卓识。以他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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