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该事变直接导致东北三省沦陷，无数百姓惨遭日寇铁蹄践踏。1981年，在“九一八”50周年之际，当初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回忆往事时，曾经对历史做了一个惊人的假设，他说，如果当时有一位将领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他口中的这个人，就是郭松龄。
郭松龄，1883年出生，1905年就读于奉天陆军速成学堂，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张作霖设立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郭松龄被聘为战术教官，张学良则在讲武堂炮兵科学习，两人自此相识，发展起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奉军后来被张作霖扩编，张学良的卫队旅改编为奉天陆军混成第三旅，郭松龄则为奉军混成第八旅旅长。两个旅合署办公，于是两人不仅经常睡一铺炕，在一间屋办公，张学良还把行政管理、训练、人事任免的大权都交给了郭松龄。张学良常对人说：“我就是茂宸(茂宸是郭松龄的字)，茂宸就是我。”
当时一般人甚至认为，“郭是张的灵魂”。
张学良干嘛这么器重郭松龄？当然还是因为郭松龄确实能力出众，据史料记载，郭松龄掌管了三八两旅的军务后，“朝作夜息，事必躬亲。补缺额、汰老弱、勤坐作、严纪律、精器械、足粮秣，将畏其威，士怀其恩。久之，士饱马腾，遂成劲旅。”也就是说，郭松龄一手把这支部队调教成了精兵强将。
不光如此，郭松龄在军事指挥上也是才华出众的，1920年7月，张作霖入关调停直皖战争，郭松龄充任先锋司令，在天津小站以一团的兵力就击溃了皖军的两个旅。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全线大败，而奉军三、八旅在郭松龄的指挥下撤退完整，并且在山海关一役中，在临榆、抚宁一线与直军几倍追兵相抗衡，阻止了直军突破山海关直取奉天的计划，使得张作霖得以安然退回奉天。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率领的部队依旧所向披靡，据张学良后来回忆：“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奉天方面取得了胜利。通过这次胜利，我升上来了。但是这次胜利的功劳不是我的，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实际上是郭松龄支持着我。”60多年后，张学良仍然说：“我最敬重郭松龄，我前半生的事业完全靠他”。
郭松龄虽说是奉系军阀的悍将，但他本人是深具革命精神与民主思想的，他对张作霖热衷于军阀争霸的那一套很看不惯。他曾说：“欲谋东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奉天军阀巢穴，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可见他的雄心壮志。
他心中打算如何改造东北呢？那就是“精兵强卒，保卫桑梓，开发东北，不事内争，抵御外侮”。
然而，他的这一抱负，在奉系内部遭遇到了重重阻力。以杨宇霆为首的一班奉系重臣，主张军阀争斗，对郭松龄百般倾轧排挤。再加上郭松龄发现张作霖为了称霸，不惜以卖国来换取日本人的支持，渐渐地萌生了反心。
1925年10月初，郭松龄得知张作霖拟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方供给奉军军火，他愤怒地表示：“国家殆危到今日这个地步，张作霖还为个人权力，出卖国家。他的这种干法，我无论如何是不能苟同的。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某一个私人的走狗，张作霖若真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1925年11月21日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
对于郭松龄的行为，与郭松龄私交非常好的张学良陷入两难，非常痛苦，去信苦劝，没有效果，只得与郭分道扬镳。
由于日军的干涉，以及盟友冯玉祥的背叛，郭松龄的起兵反奉持续了一个月后宣告失败，他本人被张作霖俘虏，1925年12月25日上午10时，郭松龄夫妇被执行枪决。
郭松龄的被杀，可以说是张学良来说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六个月后的1926年6月1日，张学良在一封书信里这样评价郭松龄：弟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年冬，举事卤莽，自取灭亡，半生汗血劳动，捐于一旦。此事前不能察觉预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悼痛曷极！
可见郭松龄的被杀对张学良的打击有多大。直到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每遇到困难，常说：“如郭茂宸在，就不会这么困难了！”
而在九一八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还认为：“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另据台湾《联合报》1981年9月28日的记载，张学良还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在，日本就不敢发动‘九一八’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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