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变乱，鲁钝无成，民德日颓，隐患无穷。当兹伦常崩解之世，能得埋于母坟阶下，吾心安矣。”这是冯庸在1971年70岁之时，所立遗嘱的开头，没有华丽多彩的辞藻，没有戎马征战的回忆，有的只是一个老人临终前最简朴的嘱托，而通过这样一份遗嘱，人们也可以了解到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老人晚年生活的点点滴滴。
晚年定居台湾，冯庸的生活用严谨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的，他对社会纸醉金迷的风气嗤之以鼻，甚至还教育学生不要腐化堕落，就是这样一个有些固执的老人，在年届七十的时候，写下了15条遗嘱，梳理了自己的一生，同时也将自己的后事安排妥当。
学生为主展示另类师生情谊
冯庸晚年的生活十分严谨，甚至有些单调与枯燥，对于社会上的种种风气，冯庸不参与，也看不惯，不但如此，他还教育那些在身边的学生，不要参与其中，甚至还会拿出老校长的派头当面批评学生。
每年的8月8日，在台湾的昔日冯庸大学的师生都会照例举行一次校庆聚会，这每年一次的聚会已经成为这些老人缅怀早已不在的冯庸大学唯一的方式。然而，随着台湾经济形势的不景气，冯庸对于这样的聚会开始犹豫起来，有一年校庆前夕，冯庸提笔给学生刘毅夫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们都是老年人了，已经没有新的活力、思想和观点了，大家聚在一起也只能是回忆昔日的荣誉而已，我看今年的聚会就不要组织了。”就这样，冯庸大学师生每年的校庆聚会终结了。
在冯庸的晚年生活当中，学生是主角，他的财产也都是托由学生保管，而在冯庸的遗嘱当中，很多事情也都是交由学生办理。遗嘱的第5条写到：“余之先进，均为亲友赠予，委存春城弟(华春城，冯庸大学学生)处……应偿还许邦友(冯庸大学学生)两千美金。 ”遗嘱的第14条中，也是要求冯庸大学学生夏尔康为冯庸撰写墓碑题字，而遗嘱的最后一条中，冯庸钦点了9人来料理他的丧事，这9人除了冯庸的四弟之外，皆为冯庸大学的学生。由此可见，晚年的冯庸与学生们的感情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而这样的感情也来自于他对冯庸大学难以割舍的感情。
在冯庸的遗嘱当中，第2条写到：“余曾尽忠国家，以廉勤公正为矢;亦曾尽孝民族，以明耻施教为的。 ”这两句话，前一句是说冯庸的从军经历，而第二句则是讲述自己创办冯庸大学。在冯庸看来，这两段人生经历，是自己为国家、为民族尽忠尽孝的重要事情，也是自己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事情。如今，冯庸大学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冯庸唯以这些身边的学生来怀念自己无法忘却的冯庸大学。
为何冯庸嘱托学生料理后事而不是自己的儿女？这恐怕是冯庸晚年的遗憾所在，子女高中毕业之后，便被母亲龙文彬全部送往美国留学，后来便留在了美国，也就是说冯庸一生最后的生活当中，子女皆不在身边，让老人感受到了一丝的凄凉，他在遗嘱中特意写到：“在美之子女不必通知，彼等现非中国人，亦不必知中国人的事。 ”
淡泊名利遗嘱之中提出“五不”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晚年的冯庸完全可以靠着自己昔日的功绩而坐享天伦之乐，但是冯庸没有，他的晚年生活虽不至于说贫困，但是着实清苦。
冯庸晚年的资产加在一起23万新台币，这其中有一部分是他的学生为其捐赠的，冯庸遗嘱中提到偿还许邦友的两千美金，便是许邦友每年赠送给冯庸的生活费。除了许邦友之外，冯庸还让华春城将别人捐赠的财物尽力偿还，“其他赠款，恕不能还，剩余三四万台币则作棺运埋葬之用。”统统算下来，冯庸在70岁时的家产也不过区区十二三万台币。
冯庸为何如此清苦？如果真的要找原因的话，只能怪冯庸自己。 60岁的时候冯庸赋闲在家，当时陈诚通过关系将冯庸安排到台湾电力公司担任董事，但是冯庸却拒绝了这番好意，因为当时电力公司有规定，冯庸的年龄已经不再符合担任董事的条件，一生严谨的冯庸自然不肯接受这个聘书。无奈之下，最终电力公司聘任冯庸为电力公司的顾问，冯庸这才答应。在遗嘱中回忆这件事情时，冯庸写到：“月领俸给数千……申谢救生济贫之意，殁世难忘矣！ ”
冯庸并不是不知道，自己能够担任顾问，完全是电力公司的“特殊照顾”，他对这样的恩情没齿难忘，但是他不曾想到，只要他想，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功绩和资历，换取更富足的物质生活。
冯庸生前对自己如此要求，对自己的后事也是这般要求，在遗嘱的第4条中，冯庸便写到：“余殁后，不发讣闻，不登启事，不设奠祭，不受任何赙赠，尤不刊揭生平事略。 ”而在第10条中则嘱托到自己死后要在十个小时内入棺，二十四小时之内埋葬。如此这样一个淡泊名利之人，实在是让人不得不心生敬佩。
事无巨细房租墓地皆有要求
在冯庸的遗嘱当中，对于自己一生的回顾可以说是寥寥数语，这符合冯庸的性格，而在对后事的安排当中，冯庸却花费了大篇幅来交代，从棺材到墓地，从墓碑到遗物，冯庸都亲笔写下了安排。
在其遗嘱的第7条中写到：“现住房年租两万，业已付清，设未住满，不得索回部分房租。”而在对自己的生活用品上，冯庸则希望送给自己的四弟媳，由她分给大家使用。对于自己的棺木，冯庸则是要求薄棺一口，以“四书五经垫于脑后，手杖置于身侧，着平日服装即可。 ”
对于自己的墓碑，冯庸希望由自己的学生来题字，除了对题字的内容做了要求之外，冯庸还对墓碑的大小、刻字的深浅做了详细的要求，很难想象一个七旬老人是如何能够将事情安排的如此之细。而在对后世的安排之中，冯庸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至今未能解开的谜团。
在冯庸安排墓地的使用情况时，将其所购买的一块墓地分给了张夫人和吴夫人，但是冯庸在遗嘱之中并没有具体说出这两位夫人是何许人也。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
为国尽忠冯庸一生不变追求
纵观冯庸的一生，可谓是光辉无数，他在东北乃至全国联手办的一些大事，对整个中国的历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回顾这些大事，无一不是冯庸为了祖国的统一与强盛，而晚年的冯庸亦是如此。
由于经济形势混乱，当时台湾充斥着太多的“伪慈善”活动，虽然冯庸对于台湾当时的社会风气十分反感，但是遇见捐款的事情冯庸却是毫不迟疑。一次，冯庸通过新闻得知了一个募捐活动，他打电话给掌管自己财务的学生华春城，嘱托他捐出新台币20万。当时华春城并没有遵照冯庸的嘱托去办理相关事宜，后来冯庸几次催促之后，华春城开始劝冯庸不要捐出这笔钱，让他给自己留下一些“过河钱”，但是冯庸却不以为然，他告诉学生自己的月俸已经足够自己的生活，坚持让华春城办理捐款一事，无奈之下，华春城只得捐出20万新台币，而那时的冯庸，所有的资产加在一起，也不过是23万新台币，而23万新台币当时仅仅够一套房子的10年房租而已。
冯庸如此慷慨，源于他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他在遗嘱的第2条中写到：“自‘九·一八’迄今，我中华民族忍受无数巨创，忍受无限难堪，希望有血气的后人能够报仇雪耻。中国同胞受屠杀于日本，文物毁失，此等耻痛。刻骨铭心，祈祷国人不要忘记。”
或许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冯庸这份情怀，即便相关的宣传铺天盖地，但是作为历史的亲历者甚至是缔造者，冯庸对国家、对民族、对和平、对统一的那份特殊感情，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重建冯庸大学是冯庸一生的心愿，但遗憾的是这个心愿直到老人去世也没有能够完成。为了能够让老人更加安心，冯庸的外甥张文琦在海城修建了一个“冯庸大学历史及汉卿兄弟纪念馆”，里面讲述着冯庸大学从创建到解散的历史，而在这历史的背后，体现的则是冯庸对和平统一的那份向往。
张文琦说：“老人的遗憾我已经无法弥补，只能通过这样一个纪念馆来警示后人，呼唤和平统一，这是对冯庸先生的慰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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