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豢养了三条走狗，他们凶狠无情，血债累累，但是最后都被杀掉，也间接证明了害人如害己，上帝是张眼睛的，报应是迟早必然发生的。
斯大林最忠实的看门狗亚戈达，长得很墩实，领导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克格伯前身)长达十五年。亚戈达临死前说了一句话：“看来，上帝毕竟是存在的！”
1932年--1933年间，有近七百万人死于饥荒。一名在当时饥荒最厉害的乌克兰工作的党内活动家后来回忆说：“1933年的春天，我目睹了人们在饥饿中死去。我看到妇女和孩子们肚子浮肿，皮肤发青，尽管目光已失神无采，但他们还没咽气。到处是尸体、尸体，裹着破羊皮的死尸，脚上是肮脏的毡子，在农舍里的死尸，在正在融化的雪中的死尸”当乌克兰饥荒横行的时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说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和“反革命阴谋分子”的破坏事件。继续抓“阶级敌人”和“反革命阴谋分子”。
亚戈达虽然为斯大林立下了各种各样很有份量的汗马功劳，但他的主要“价值”却在于他曾残忍地迫害斯大林的政敌，一心要把残存的反对派和列宁的老近卫军从地球上赶尽杀绝。他领导了“大清洗”的前一半。从1933年开始并持续到1934年末的党内清洗、号称是为了根除腐败。到了1935年，清洗便呈扩大趋势，并开始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斯大林宣称：“对基洛夫同志恶毒的暗杀”。
一九三六年，亚戈达的红运达到了顶峰。春天，他捞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总政委这一相当于元帅的头衔，穿上了为他特制的将帅服。罪行慢慢地开始暴光，基洛夫的死越来越可疑。形势所迫，1937年3月18日，亚戈达的一帮工作人员(主要是各部门领导)被逮捕了。斯大林把亚戈达推上被告席并指控他杀害了基洛夫。他在被告席上的出现轰动了整个世界。正是这个亚戈达，豢养一大群医生，以便将那些他不敢杀害的人“医死”。一年半之前，即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一个夜晚，就是这个亚戈达，与叶若夫一块亲临内务部地下室监“斩”，枪毙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被判处死刑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而现在，根据斯大林的命令，亚戈达自己也被推上了被告席，成了同一个阴谋组织的参加者，成了被他严刑拷打并枪毙了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老布尔什维克的“同案犯”！
亚戈达亚戈达从权力顶峰掉进那阴森恐怖的，几年来折磨过成千上万名无辜者的牢房中时，他有何感受？曾几何时，在执行斯大林的恐怖政策时，在签署那些无辜者的判决书时，他亚戈达是何等得意，甚至连判决书的内容都不屑一顾。可如今，他自己也要象被他杀害的无数牺牲者一样，走向死亡之路。
刚被捕时，亚戈达活象一头受惊的困兽，无论如何也习惯不了铁笼。他无休无止地在牢房里转来转去，既不吃饭，也不睡觉，嘴里不停地自言自语。
一天傍晚，当例行探望已经结束，前下属斯卢茨基正打算离去时，亚戈达突然对他说：“你在给叶若夫写报告时，能否为我捎上这么一句话：看来，上帝毕竟是存在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亚戈达的解释既认真，又象是开玩笑：“我忠心耿耿地效力，斯大林仅仅给了我嘉奖，其他什么也没给;我本来就应该受到上帝最严厉的惩罚，因为我屡屡破坏他的戒律。现在，你看看我这下场，自然就能判断出，上帝在，还是不在？”
在此后的一年间，大多数亚戈达时期曾任处长的人都被逮捕枪决了。
1936年接替亚戈达的斯大林宠臣叶若夫是一个极端残暴的、无原则的人面野兽。他是第一个成为克格勃头目的俄罗斯族人。从此，苏联人民开始了令他们谈虎色变的“叶若夫恐怖”时期。他领导了“大清洗”的后一半。1937年6月至1938年6月间，杀害了苏联三万五干多名军官。这几乎是苏联军官团总人数的一半。
从1934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有大约一千九百万人被捕，很多人在劳改营中死去。牺牲品的准确数字已永远无法弄清。在几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中，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等人先后动用了几百名原反对派囚徒，对他们进行整治，逼迫他们屈服后诬告他人、出假供词，最后再把他们和被诬告的人通通枪毙。
这个家伙最后也落了和亚戈达一样的下场。1938年12月，人杀的差不多了。叶若夫还不知道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他被撤换并于1939年4月10日被捕。现在“人民的慈父”斯大林同志必须找一个承担“刽子手”恶名的人，并把他像狗一样枪毙。
曾经被全苏联誉为“斯大林同志的好学生”的叶若夫在法庭上诉苦说：“由于体弱，我任何时候也经受不住对我采取的暴力手段，因此我写的都是胡言乱语。他们十分凶狠地毒打我。”不过他承认：“我利用职权与一些男人和女人发生过性关系。……我与一位下属及其妻子搞了不正当关系，鸡奸了那位下属。”在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中说：“叶若夫与国外情报机关以及敌视苏联的国家有间谍关系，并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的阴谋活动。”斯大林慷慨地把这些叶若夫曾经强加给别人的罪名还给了他。当然，叶若夫的罪状里还有一条：准备和被他害死的人一起谋害“各个时代与各民族人民的最伟大天才”和“科学泰斗”斯大林。
1940年2月他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不知道他有没有记起亚戈达临死前说过的那番话：“毕竟还是有个上帝的”。
在1938年3月进行的战前最后一次公审之后，苏联的大镇压开始有所收敛。7月，外高加索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拉夫连季贝利亚，被任命为叶若夫的第一副手。到12月 8日叶若夫被撤换前，实权已经掌握在贝利亚手中。
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描述的贝利亚“夹鼻眼镜后面一双鼓泡眼，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我记得，我周围的妇女们在报纸、画册上看到这张脸时，无不胆战心惊。当时首都接二连三传出一些年轻漂亮的姑娘失踪的消息。说她们都是在贝利亚的汽车献媚地紧贴着人行道停在她们身旁后失踪的。我就遇到过这种事。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年纪的女同学沿着阿尔巴特街散步。突然一辆汽车在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从里面下来两个高大健壮的青年，飞快地向我们走来。不容我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他们已抓住女友的手强行将她塞进汽车。为什么带走她？带到哪里去了？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难受。喊叫、哭泣、控诉？我们知道，在当时，这些都无济于事，充满着危险”。而他们的丈夫或父母要是胆敢上告，一般都得进劳改营。
许多革命前入党的党员、伊里奇的战友和年青时代的伙伴、共青团工作者、大学生、知名学者、文艺大师、妇女和孩子们都成为毁灭机器的牺牲品。甚至连他的家乡格鲁吉亚也未能幸免于难。这个共和国的所有“党”的优秀分子、知识分子的精华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无一幸免。可以说，类似情况遍及国内每一地区。被镇压的不仅是“人民敌人”本人，而且还有其家庭、远近亲属、同事和朋友。
叶若夫至今还活着这样一些人，在他们跟前只要一提到贝利亚的名字，他们的双手便开始颤抖。那些曾作过贝利亚的牺牲品、或者不由自主地成了其罪行见证的人们，每每回忆起他们同贝利亚的见面，总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一位前内务人民委员部成员回忆道：“贝利亚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工作人员遭受的迫害并不比军人少。他们是些不愿违背自己的良心，并力图解救那些无辜者的人。为了拯救别人，他们自己却牺牲了，或是被处决，或在集中营里慢慢死去”。斯大林却授于他苏联元帅军衔并呈请授于英雄勋章。
1953年斯大林死了。惩罚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贝利亚被邀请参加政治局例会。“你想发动政变吗？以什么方式？’马林科夫当着全体与会者的面问道。随后他按了一下铃，几位军官端着手枪走了进来。马林科夫解释了事情的原委，当时建议表决：‘谁赞成逮捕贝利亚？’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朱可夫元帅走近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的贝利亚跟前说：‘举起手来，您被逮捕了。’
“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判处贝利亚、麦尔库诺夫、杰卡诺佐夫、科布洛夫、......等极刑，实行枪决，没收其私人财产，取消其军衔及各种奖励。此乃最终判决，不得上诉。”
1953年12月23日当天执行了枪决。贝利亚曾跪着央求宽恕。行刑的人都为此感到恶心。害了那么多人，干了那么多卑鄙下流的勾当，却拿不出一点点勇气去接受惩罚。
斯大林的走狗们没有一个能逃脱历史的严厉惩罚，他们也永远被铭记在俄罗斯的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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