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鲁迅“父母之命”的太太，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耐人寻味。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传记，追溯了朱安69年的人生轨迹，重现了一位旧女性的苦闷之声，从中也可感受到朱安的存在对鲁迅一生的影响。
“老大姑娘”的婚事
周朱两家缔结婚约的时间，大致是在鲁迅去南京读书的第二年。周作人生于1885年，比鲁迅小4岁，当时在三味书屋读书，在他的日记里，留下了这一时期两家密切来往的痕迹。
事情还要从1898年前后说起，当时，鲁迅的母亲鲁瑞和朱家谦少奶奶关系非同寻常。当时两家隔了一道曲尺形的墙，喊话很方便。鲁瑞丧夫不久，小儿子椿寿又夭折，她的心情十分低落。这一时期，谦少奶奶时常约她一起看戏，打打麻将，给了她不少安慰。
正是在这段时间，鲁瑞为儿子相中了丁家弄朱家台门的安姑娘。1899年，朱安已经过了20岁，错过了最佳年龄，朱耀庭夫妇不愿女儿受委屈，成为人家的填房，所以宁愿将唯一的女儿嫁给东昌坊口周家，尽管周家破落了，但怎么说也是去做原配夫人。再说，朱家与周家也是姻亲，他们的婚事也算是亲上加亲。
自1899年周朱两家订立婚约，婚事拖了又拖。1903年夏，鲁迅也曾回国探亲，但婚礼并没有举行。绍兴一向有“养女不过二十六”的规矩，1906年朱安已经28岁了。
1906年阴历六月初六，鲁迅与朱安在周家新台门的大厅举行了婚礼。从1899年与周家少爷订婚到二人举行结婚仪式，朱安等了7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她想必也隐约听说了，周家少爷对这桩婚事不太满意，但既然和周家少爷订了婚，那么她死也要死在周家，没有退路。
1912年初，鲁迅离开了令他失望的故乡和家庭。2月，他离开绍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担任部员，5月初与许寿棠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部员。从此，朱安又开始了长达7年的独居生活。
举家迁居北京
鲁迅到北京后，住在位于宣武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
1919年，朱安的生活面临着一个大的转变，周家台门卖掉了，鲁迅在北京买下了八道湾的宅子，准备把家人接去同住。对朱安来说，她的心情很复杂：从此要离开故乡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无异于和娘家人生离死别。可是，她又不能不跟着一起去，不能放弃她在周家的地位——尽管是极其可悲的地位。
作为鲁迅的眷属，朱安来到北京，开始了她在北京八道湾的生活。鲁迅最初的打算是希望一大家子人统统住在一起，兄弟永不分家。鲁迅和周作人都是当时新文坛上的风云人物，兄弟二人感情甚笃。可惜好景不长，两兄弟决绝分手，没有留下一点可以回旋的余地。鲁迅决定搬出八道湾。
自1919年起，鲁迅搬了3次家，朱安也跟着一次次地迁居。1924年5月25日晨，鲁迅携母亲、朱安迁居到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开始了他们在新家的生活。兄弟失和，鲁迅带着朱安一起搬出去过，这使她重新看到了希望，以为他终于回心转意了。
落地的“蜗牛”
不知是从哪一天起，朱安发现大先生的神情发生了某种变化。中秋节的时候，大先生和女学生们一起喝酒，在朦胧的醉意中拍打一个个女学生的头;又某晚，大先生替借住在家中的许广平剪头发……她第一次发现，一向冷峻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
可以想象，在北京，朱安身边几乎没有能吐露心事的人，后来许广平怀孕了，因为涉及子嗣，婆婆的想法显然和她不会一致。有一回鲁迅自上海寄来照片，告知与许广平同居的消息，虽然早就预料到了，但朱安还是很难过。
当邻居俞芳问她“那你以后怎么办呢”，她一下子被触动了心事，显得相当激动：“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她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太师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自母亲去世后，朱安的生活贫困至极。因此，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决定出售鲁迅的藏书。1944年8月25日的《新中国报》刊登了这一信息，许广平闻悉，忧心如焚，立即给久未通音信的朱安写了信，加以阻止。信中指出：“……就望你千万不要卖书，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照顾你，请你相信我的诚意。”得知鲁迅藏书有可能被出售，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都很焦急，不仅许广平，内山完造也出面写信阻止，该年10月，还推举唐弢、刘哲民二人去北京解释劝阻。
在来客面前，朱安的情绪显得很激动，她冲着客人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在困顿的岁月里，哪怕是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万千辛酸，使她发出了这样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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