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开篇写的第一个故事是《郑伯克段于鄢》，这也是《春秋》记录诸侯列国史实的第一件大事。郑伯就是郑庄公。段是他的弟弟，因最后出逃到了共国，被称之为共叔段。
郑庄公的父亲是郑武公，武公是在申国娶的妻子，因申国为姜姓，这个女子被称之为武姜。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的时候难产，姜氏受到了惊吓，所以给庄公起了一个名字叫“寤生”，并因此而讨厌他。姜氏爱共叔段，想让武公立他为太子，屡次向武公请求，武公都没有答应。
等到庄公即位，姜氏请求把制这个地方封给共叔段作为食邑。庄公说：“制地是地势险要的地方，虢叔死在那里，其他地方惟命是从。”姜氏又为他请求京邑，庄公同意了，让共叔段住在那里，所以人们称他为京城太叔。大臣祭仲说：“凡是都邑，城墙周围的长度超过三百丈，都是国家的祸害。这件事情，先王是有严格的制度规定的。现在京邑不合先王的制度，违反了规定，您将会遇到很危险的事情。”庄公说：“姜氏要这样，我又哪能避免祸害呢？”祭仲回答说：“姜氏怎么会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一点儿给他安排一个地方，不要让其任意发展。这就像蔓草，一经滋长蔓延就很难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如此，何况这是您的弟弟呢？”庄公说：“不义的事情做多了，必然自取灭亡（多行不义必自毙）。您姑且等着吧！”
不久，太叔命令西部边境和北部边境同时听命于自己。公子吕对郑庄公说：“国家不能忍受这种两个国君的情况，您将对它怎么办？如果您打算把郑国让给太叔，就请您允许我去侍奉他；假如不想给他，那就请除掉他，不要让老百姓有其他想法。”庄公说：“用不着，他会自己找死。”又过了不久，太叔又把原来的两个地方收归己有，直接作为自己的封邑，并扩大到廪延。子封说：“可以动手了，土地扩大，将会得到民心。”庄公说：“对君不义，对兄长不亲，土地扩大，反而会垮台。”太叔修葺城郭，积聚粮草，整修武器铠甲，士卒和兵车准备完毕，将要袭击郑国都城。姜氏也打算作为内应打开城门。庄公听说了太叔起兵的日期，说：“可以了。”于是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攻打太叔段。太叔段失败逃回到京邑，京邑的人反叛叔段，叔段又逃跑到了鄢地。鄢邑的人也逃跑了，叔段不得已逃跑到了共国。
郑庄公把姜氏安置在城颖，并对她发誓说：“不到黄泉就不再相见。”过了不久，庄公又对此感到后悔。颍考叔当时在颖谷做封人，他听说了这件事情，就找机会把一些东西献给庄公。庄公接见了他并赏赐给他食物。吃的时候，颍考叔把肉留在一边不吃。庄公问他为什么，他说：“小人家里有母亲，我的食物她都已经尝过了，但是没有尝过君王的肉汤，请让我带回去给她吃。”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送，我却偏偏没有！”颍考叔说：“我冒昧地问一句，您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对他说明了原因，并告诉他自己很后悔。颍考叔说：“这有什么可忧虑的？如果挖地见到泉水，在隧道里相见，那谁又可以说这样不行呢？”庄公听从了颍考叔的意见，挖了一条地道到有泉水的地方，母子终于相见。
《左传》是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的，书中有很多解说《春秋》记事的语句。在说明《郑伯克段于鄢》这段文字时，《左传》的解释是：太叔段所作所为不像一个弟弟，所以不说他是一个弟弟；他们兄弟两人争斗倒像是两个国君，所以称之为“克”；把庄公称之为“郑伯”，是讥讽他有失教诲，纵容事情的发生，蓄意安排了事情的结局。共叔段不是主动出奔的，《春秋》不说出奔，有责难他的意思。
庄公是不是有失教诲，或者是“教诲”了事情就不会发生则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他早一点听从大臣的意见，事情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
共叔段修城墙超过了规定，后来又命令边境城邑听命于自己，再后来又把自己的地盘不断扩大，这些行为都是违反当时的礼制。任何一次事情发生后，只要郑庄公出面纠正，叔段都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那时候，虽然周天子的权威已经大不如从前，但诸侯的权威在内部却仍然至高无上。说到底，就是郑庄公在纵容这种行为，等到叔段起兵反叛时一举将其铲除。从郑庄公知道叔段起兵的日期可以看出，他并没有丝毫的麻痹大意，而是时时在等待着这一时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希望这种事情发生的，所谓他母亲想这样，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正因为如此，当他后悔囚禁母亲，颍考叔给他出主意让他们母子相见，人们不说这是他的孝心未泯，而是说颍考叔纯情至孝。由于颍考叔的孝心影响到了郑庄公，才避免了让他永久背着不孝之名。
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是他的母亲、弟弟利令智昏，但同时也暴露了郑庄公表面伪善，内心阴狠的性格特征。
处理问题讲究对时机的把握，郑庄公在处理弟弟这个问题时，时机把握的十分恰当。可谓是步步为营，算计精到，玩弄弟弟叔段于股掌之上，姜氏、叔段堕入郑庄公设计的彀中而浑然不知。只可惜，郑庄公这番“智慧”用的不是地方，所以难以让后世人效法。那句“多行不义必自毙”成为了千古名句，但郑庄公却称不上是仁义之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郑庄公算计了别人，同时也算计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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