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学良被囚禁的几十年中，以在贵州几年最为不幸。1938年进住修文阳明洞后，因缺乏思想准备，张学良在精神上一度极为痛苦。1941年7月，因所患阑尾炎被误诊，差点要了性命。病好后他于1941年10月1日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整整病了三个月，本是一开刀十天可好的病，误于庸医误诊断，延误时间，误吃错药，不但空费光阴和金钱，几乎送了小命”。以后又先后迁往灵山麒麟洞、开阳刘育（刘衙）、息烽快活岭、桐梓华湖，直到1946年10月经重庆迁往台湾。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鲁迅的著作在精神上给了张学良很大的刺激和鼓舞，以至他要全面研究鲁迅的思想。
张晓夫在《张学良与鲁迅》一文中，披露了张学良在这一时期制订的《鲁迅先生研究纲领》。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资料，无论对我们理解张学良还是鲁迅，都有很大的帮助。但由于作者接触张学良的资料有限，因此该文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现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张学良档案，对该文略作改正和补充，以便人们对张学良与鲁迅的关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在笔者看来，该文至少存在以下三个方面错误：
首先，张学良捐赠东海大学的图书不是1067册，而是3900多册。据张晓夫在《张学良与鲁迅》一文中说：“1993年2月24日，张学良将军在友人的撮合下，将自己珍藏的图书1008册，西文书59册赠送给台湾东海大学。”也就是说，张学良捐赠给台湾东海大学的图书总共1067册。但据台湾东海大学周联华和阮大年1993年2月30日致张学良的信中说：“谨承惠赠本校图书三千九百七十三册（另有三箱待点），弥足珍贵，价值非凡。”该信所附《赠书清册》还详细开列了所赠图书的分类统计及各册名称。根据分类统计，张学良所捐图书包括8类，即：（一）一般中文类图书1468册（清册附后）；（二）线装书1008册（清册附后）；（三）西文书59册（清册附后）；（四）英文剪贴本（圣经资料）7册；（五）期刊（传记文学等）1305册；（六）手稿26种（清册附后）；（七）周董事长转赠99册（清册附后）；（八）尚未运回三箱（董事长来校时带来）。以上八项合计，共3972册零三箱，与信中所说差1册，应该是统计时出现差错。因此，张文所说张学良捐赠图书数量，仅仅是线装书和外文书的数量，而非全部赠书的总数。
第二，在张学良藏书中，与鲁迅有关的图书不止两种。张文说：“在张学良将军的藏书中，与鲁迅直接有关系的书籍有两种：一是景宋著《鲁迅的创造方法及其他》（读书出版社）；二是《鲁迅全集》（长沙版）。”在张学良的档案中，共有两份书单，一份是捐赠台湾东海大学图书清册，一份是自己的藏书目录。查张学良捐赠东海大学的图书清册，除《鲁迅全集》和景宋的《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他》外，还有鲁迅的《且介亭杂文初编》（编号159261）、《且介亭杂文二编》（编号159262）、《且介亭杂文末编》（编号1592294），著录均为鲁迅全集出版社民国二十九年版。查《民国总书目》文学卷，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只在1937年和1941年出版过这三部杂文集，所以图书清册登记可能有误，正确的出版时间似应为民国三十年。此外，张学良捐赠图书清册中还有何凝编《鲁迅杂感选集》（编号159241），青光书局1933年版，许寿裳著《鲁迅的思想与生活》（编号159274），台湾文化协进会1947年出版。以上诸书，也见于张学良的藏书目录。
第三，《鲁迅全集》（长沙版）并非张学良于1943年购得。张文认为，景宋的《鲁迅的创造方法及其他》和《鲁迅全集》“两书系张学良将军1943年在贵州开阳县刘育（刘衙）托监管人购得，上有张将军本人的题款”。景宋的《鲁迅的创造方法及其他》是否于1943年在贵阳开县刘育（刘衙）托监管人购得，不得而知，但《鲁迅全集》是1942年而非1943年购得，准确的日期应为1942年7月28日。查张学良档案中保存有其1937-1990年的全部日记，这一时期的日记有两种：一为钢笔写的小字本，一为毛笔写的大字本。其小字本日记在1942年7月28日这天写道：“老刘由贵阳返，给我买来一部《鲁迅全集》，余喜甚。”其大字本当天日记，写的要更详细一些：“老刘从贵阳回来，给我带回来《鲁迅全集》，这是我两年来所梦想的东西，到底到手了。那是多们（么）高兴哪！虽然是二千五百元的重大代价，可是我能从牠那里吸收到的也不会少。书虽然是旧货，可是给我看的是书里头的东西，新旧又有什末关系哪！不过是我一想这部书的原先的主人为什末出卖牠哪？不喜欢牠抛弃了，还是为了吃饭用牠换法币哪？大半是为了后一问题，他为了肚子饿了卖牠，我也是为了精神上缺乏滋养来买牠呀。”上面两处提到的老刘，是指负责看管其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刘乙光。两种日记同时记这一件事，而且当天就记了这么一件事，可见当时张学良的高兴程度。由上可知，《鲁迅全集》并非1943年托人所买，而是1942年7月28日托刘乙光花了2500元由贵阳买来的。
张学良何时对鲁迅的著作发生兴趣，至今尚无人涉及。在张学良留下的两盒文摘卡面中，有两张卡片值得注意：一张正面为“鲁迅论读书”，下面注有“《读书月报》一卷九期419页，何鹏”；背面摘抄了三句话：“读书有两种：职业读书，嗜好读书。”“读什末书：泛览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读外国书，外国书与人生接触。”另一张正面为“从鲁迅学习些什么”，下面注有“《读书月报》一卷五期420页，罗荪著的《谈鲁迅精神》”。背面摘抄五句话：“学习鲁迅的战斗的精神。”“宁愿战死，莫做奴隶。”“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 “而鲁迅从不意识的做一个青年的领导者。”“先生遗留给我们的是宝贵的战斗精神，是持久不断、坚韧不懈的战斗的‘鲁迅精神’”。
《读书月报》于1939年2月1日在重庆创刊1941年2月出到第2卷第11期停刊，共出23期，胡绳主编，重庆生活书店出版。该刊物辟有读书笔谈、读书方法与经验、时事月论、答读者问、读物批评介绍、全国新书日报、全国报纸杂志一览等栏目。上面张学良在第二张卡片上的著录有误。罗荪的《谈鲁迅精神》并非刊登在《读书月报》第1卷第5期，而是与何鹏的《鲁迅论读书》一起登在该刊第9期，两篇文章都是为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而作。其中何鹏在《鲁迅论读书》一文中主要介绍了鲁迅有关读书的一些论述，而罗荪在《谈鲁迅精神》一文中则结合当时文坛出现的一些对鲁迅杂文的非议和抗战中出现的投降现象，着重谈了“鲁迅持久不断、坚韧不懈的”战斗的精神。张学良于何时看到这期杂志，又是何时做的这两张卡片？现存读书卡片、读书笔记和所写日记中均无反映。查张学良1939年9月22日在其所记《龙场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读庶谦《怎样研究白话文》，我发生了一点感想：他全篇东西，我大体上是同意的。他反对在白话文中，常有文言词句的残余，或是夹杂着文言的文字；关于这一点，我有点意见：写作尽力用口头语，那是好的也是对的，可是有时很难写出，因为我们的字不够用。……再说，口语有各种方言的关系，有时候难叫普遍大众懂得，不得不加注释。写不出来时，不得不用拼音字。那末有多么费事！（端木蕻良底《大地的海》是一例）那末在写不出来时，夹杂了大家都懂得的文言词句，或文言的字，又有什末关系呢？”。《读书月报》第1卷第6期出版于1939年7月1日，离张学良所写日记有两个多月时间。《读书月报》第1卷9期出版于1939年10至11月间，能不能据此推断张学良是在两个多月后，即1940年初读到何鹏的《鲁迅论读书》和罗荪的《谈鲁迅精神》二文呢？不可以。因为当时张学良所处的特殊环境，加之战争状态，刊物的投递时间无法保证。除非发现直接的证据，否则很难确定张学良何时看到《读书月报》第1卷9期的内容。
另外，从张学良抄录的卡片内容看，第一张卡片基本摘抄自何鹏的《鲁迅论读书》一文，第二张卡片上只有四句话摘自罗荪的《谈鲁迅精神》，其中“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这句话在《谈鲁迅精神》一文中并未出现。也就是说，在读到《鲁迅论读书》和《谈鲁迅精神》二文前，张学良可能已经接触过鲁迅的著作，至少看过《坟》，因为这句话出自鲁迅的《写在〈坟〉的后面》一文。换句话说，从种种迹象来看，张学良接触鲁迅著作的时间，可能要更早一些。
就目前所知，张学良至晚在1941年已经在系统研读鲁迅的著作。使他对鲁迅产生浓厚兴趣的，并不是景宋的《鲁迅的创造方法及其他》，而是何凝编的《鲁迅杂感选集》。1941年10月27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
读何凝编的《鲁迅什（杂）感远（选）集》，感觉有些生气，同时感觉着鲁迅死得太可惜了！可是他的文字，活气生生的，活跃于纸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振荡你的神精；我从来不惧怕什么的，可是在鲁迅文字之前，我有点发抖了，一方面是惭愧，一方面是热血沸升，好像鲁迅枯脸，显于我的面前，那末，可以说——确是得说他是永生。
我们知道，何凝是瞿秋白的笔名，《鲁迅杂感选集》一书选录了鲁迅自1918年至1932年所写的74篇杂文，1933年由青光书局出版。在书前的长篇序言中，瞿秋白对鲁迅的思想和作品作了详尽的介绍，充满了鲜明的阶级性和战斗性。鲁迅投枪匕首般的杂文，经瞿秋白的编选，深深地打动了张学良，使他感觉到，鲁迅的文字，“活气生生的，活跃于纸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振荡你的精神”；从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张学良，在鲁迅文字之前竟然“发抖了”。鲁迅（作者）——瞿秋白（编者）——张学良（读者），在这里被某种意义贯串起来。当然，张学良能够在鲁迅的文字面前“发抖”，说明此公慧根不浅。可以设想，一个麻木的奴才、无行的文人，贪婪的官僚、嗜血的屠夫，在鲁迅的文字面前是不可能“发抖”的。
《鲁迅杂感选集》对张学良的影响可能不止这些。1941年10月9日，张学良就在日记中写道：“文学这东西，有时使你烦燥，烦愠，但也会使你快活，快乐；会使你糊涂，也会使你清醒。”张学良所谈的对文学的感受，包括烦燥与快乐，糊涂与清醒，或许是读了鲁迅的杂文后产生的。1942年2月3日，张学良在日记中又写道：“中国人做一事，喜欢人家说他对，如果人家批评他的错，他就不大高兴了，到底他所做的事是对或是不对，连他自己也模模糊糊地。不求真实，欺人欺己，中国人的大毛病。”1942年3月2日，张学良在读书笔记中以《咱们的一点小毛病》题，记下了与2月3日日记中内容大致相同的话。张学良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国民性的反思，也应该受到了鲁迅的启发。
这段时间，张学良有点迷上了鲁迅。1942年5月23日，他在读书笔记中写下了《鲁迅的伟大》这段话：
人家说鲁迅的文章刻薄，我觉得他的文章真实透彻。他的话是敢说，是不留情的，所以人觉得他是刻薄。要知道中国习俗的糟糕就在此等处，总认为虚伪点是忠厚，说老实话的就是刻薄。譬仿说，有人叫你批评批评他，或者批评批评旁人，你总得留点余地，否则你赤条条的把他们的短处全盘说出，那你这个人就得算不忠厚了，并且你会招人家怨恨，或者招了祸来；所以在现在中国一般人，认为虚伪点是忠厚，也是自保的上策；也就是中国今天政治上和社会上一般的糟糕原因根本的来源。鲁迅他不怕一切，大声急（疾）呼，敢说敢写，是为了什末？……他是为了想救中国大众人们“出水火，登衽席”。这正是鲁迅先生的伟大地方，也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处所。
1942年7月当刘乙光从贵阳买到《鲁迅全集》后，张学良喜出望外，决定研究鲁迅的思想。8月27日，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我晓得我弄这本东西，是不够资格底，我的文学，我的历史，那真是不佩（配）的。”这里所说的“那本东西”，可能就是张学良写于《鲁迅全集》扉页上的《鲁迅先生研究纲领》。既然无论从文学修养看，还是历史基础来看，张学良都认为自己不配来研究鲁迅，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张学良写道：“因为我对于鲁迅先生的文章，我喜欢她，而又烦恶她。我弄这本东西，由于烦恶的成份比喜欢的成份多。”张学良倒是很坦率，他研究鲁迅，不是因为喜欢鲁迅的文章，而是因为嫌恶他，至少是嫌恶的成份比喜欢的成份多。他接着写道：“从先我喜欢弄‘雅片’烟玩，到后来弄上了瘾，我深知到了牠的毒害是什末，也了解了牠怎样的毒害了大众，为了戒除牠，我可吃了一吓（下）苦痛。我有‘脚气’病，大夫给我注射‘维他命’，我烦恶这注射，因为牠刺我痛，可是牠能治疗我的病，不是滋养品。‘维他命’是人身上的必需品，我缺乏牠，我就成了一个病人。穷苦的人们因为吃的不好，缺乏‘维他命’，我是因为吃的太好了——吃纯白米，竟（净）吃肉少吃素菜，厨子把东西煮的太熟，因为调和滋味的原故。”在他看来，鲁迅的文字虽然刺痛了他，但鲁迅的思想就“维他命”，是生命的必需品，须臾不能离开，所以他继续写道：“鲁迅先生的文章是刺了我的伤痕，刺了我的隐疾——我是烦恶他这些文章。可是我接受了她以后，感觉上有些不同了，好相（像）我吸收了‘维他命’一样。她不是‘雅片’，可以麻醉你一时，他是‘维他命’，人生永远的必需品。她不是高贵的补品‘芙蓉膏’，她是平平常常的东西。不过由他提炼发现了，好相（像）大夫们由米糠里提炼‘维他命’一样。”最后他指出：“我以十分的诚意，把我的这时候的感觉，清清白白的写出来，供献给和我同病或不同病的参考，也许有些好处……。”张学良在这里对鲁迅思想的比喻极为形象——是“维他命”而非“芙蓉膏”。在不断有人对鲁迅非难的今天，仔细品味张学良的这段话，不免使人感慨系之。
当然，我们也知道，张学良是一个有慧根但无长性的人，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动惊天事变，却不可能持之以恒地从事一项学术研究，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很难完成这个研究计划。从现在公开的张学良档案及各种手稿中，的确没有发现其系统的或比较完整的鲁迅研究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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