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鲁迅辞去教育部的工作，去厦门大学当教授。与此同时，刚刚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的许广平也不满北洋军阀的封闭守旧，想来广州参加工作——当时广州正是国民党的大本营，跟北洋军阀比起来，国民党朝气蓬勃，政治开明，以挽救中国为己任，还是相当得民心的。
1926年8月26日，鲁迅和许广平从北京前门火车站乘坐平津列车到天津，第二天再乘津浦列车到南京浦口，第三天从浦口坐轮船渡过长江，第四天从南京火车站换乘沪宁列车抵达上海。
到上海以后，俩人开始分道扬镳，鲁迅去厦门，许广平去广州。去厦门也好，去广州也好，都得坐船，鲁迅坐了一艘日本船，劈风斩浪驶向厦门。到厦门那天已经是9月4日了，换句话说，从北京去一趟厦门，鲁迅花了将近十天！
许广平动身稍晚一些，她在上海稍事休整，去先施公司买买衣服，去光华大学看看朋友，9月1日早上买了一张去广州的船票，当天傍晚7：30登船，第二天上午8：10开船，9月5日抵达香港，在铜锣湾休整半天继续出发，9月6日下午6：00才从广州湾登陆。从上海到广州，许广平花了将近一个星期。如果再加上从北京到上海那一段反反复复换乘火车的旅途，则她这趟旅行整整花了十天！
咱们现代人出远门，最快的交通工具当然是飞机(假如空中管制不那么频繁的话)：从北京到厦门，飞行时间不到三个小时;从北京飞广州，同样用不了三个小时。遗憾的是，鲁迅和许广平根本没有机会坐飞机——中国民航开始运营是1935年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只有军政大员才有可能过一把坐飞机的瘾，鲁迅虽是文化名人，当局决不会给他派一架专机。
即使到了1935年中国民航开通以后，鲁迅也不太可能坐飞机出门，因为机票太贵了，他消费不起：从北京飞一趟天津，单程票价一百八十块大洋;从天津飞一趟青岛，单程票价四百三十块大洋;如果从北京直飞广州，单程票价则需两千一百六十块大洋。鲁迅在教育部做官时月薪最高三百块，去上海定居时蔡元培每月发给他补贴三百块，加上稿费，平均每月收入还不到五百块大洋，假如他跟许广平两个人坐飞机来广州，必须不吃不喝积攒一年。
在整个民国时代，鲁迅的收入在文化人圈里始终属于中上水平，连他都坐不起飞机，那些名气较低的作家就更不用提了。不信我们可以翻翻民国文化人的履历和年表，郑振铎、茅盾、丁玲、沈从文、郁达夫……这些人出国留学必坐轮船，国内长途必坐火车，新中国成立前很少有人坐过飞机。有的朋友可能会拿徐志摩做反例，其实徐志摩去世前坐的那架飞机是邮政飞机，根本不是载客用的，他是在搭乘顺风机，没有花钱买票。
坐不成飞机，坐火车也行。问题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列车线路太少太零散，彼此没能联通。前面说过，鲁迅跟许广平从北京去上海，中途要换乘好几趟列车，还要坐一趟渡船横渡长江，为啥？正是因为列车线路互不连通，列车运营缺乏统一规划，并且长江之上连一座大桥都没有。飞机不通，铁路不通，鲁迅去广州最快的交通工具就只剩轮船了。
事实上，鲁迅去很多地方都离不开轮船。记得1924年夏天他去西安讲课，从北京西车站坐上火车，沿着刚开通不久的京汉铁路向南进发，一天零一夜以后抵达郑州，再换乘西去的火车抵达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当时陕州是陇海铁路的终结点，再往西就没有铁路了，可鲁迅目的地是西安啊，所以他只能从陕州下黄河，坐着轮船逆流而上，在船上度过了三天三夜，再从潼关登岸去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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