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成就了两个爆发户,一为美国,一为日本。一战期间,日本的对外贸易大大出超,金融实力得到显著增强,由于国内货币过剩,甚至还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这是日本当时能够大量借款给中国的一个主要背景,但是西原和寺内内阁真正想要的,其实不是一笔笔地做还本付息、落袋为安的短线小生意,他们要做的是中长线大生意,是扶植段祺瑞并助其成功,以求彻底改善自“二十一条”后恶化的中日关系。西原就亲口对章宗祥说过,寺内渴望中国有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担负统一中国的重任,而这个人就是段祺瑞。
看好并支持段祺瑞执政,确实是寺内的真实意愿。此后尽管中国政坛潮起潮落,变幻不定,南北军政界也不断有新的强人出现,有的声势还盖过段祺瑞,然而寺内直到下台之前,从来也没有对段以外的任何人加以顾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彻底且毫不动摇。
对段祺瑞的借款请求,寺内内阁几乎是来者不拒。从1917年至1918年,仅西原就一共经手了八笔对华借款,它们被统称为“西原借款”。有一次,西原在一天之内就借出三笔,每笔都有两千万日元。“西原借款”前后总计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但它还只占段祺瑞对日借款的一部分,有人统计,其总额一共达到了五亿日元(也有资料认为接近四亿日元)。这些借款表面上系由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承借,但实际都是由日本政府从国库预备金内拨出的钱。
为掩人耳目,借款大部分以交通、银行、铁路、林矿、电信等名目签约。“西原借款”中的八笔借款有五笔都假借了办交通事业的名义,其数额达到九千万元。其操作过程,一般是经办的中国交通部先收钱,然后再“借”给财政部,用于弥补各项军政开支的缺口。
叶恭绰身为交通次长,认为钱是用交通部的名义借来的,还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责任,因此主张将借款留在交通部专款专用,以便今后“业务发展,盈利增加,还有归还的希望”。他亲自去见段祺瑞,提出:“这样的借款在经济上毫无计划,借来的钱随手用掉,将来怎样还本付息?”
段祺瑞对此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财政部当有统筹的办法。”
财政部是用钱的部门,哪有什么统筹或赚钱的办法。叶恭绰断言:“西原借款本利都将落空。”
段祺瑞不是糊涂虫,对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实上,他开始打算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经常跟身边人说的是:“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完了。”
段祺瑞之所以敢于“一瞪眼完了”,是因为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所有日本借款本身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它们的借款条件很低,都是以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作为抵押品,等于是空头支票,就算中国政府最后不还款,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担保品也无法进行处分——电线、森林之类的根本就无法变现!
事实上,中国政府后来真正还清的借款只有一笔,那就是“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其余都变成了“大滥帐”。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实足交款,未取回扣和佣金,后来又连本利都未能够收回,从这个角度上讲,相当于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国库的钱支付中国政府的开支,中方确实是占了大便宜。
加上其它各种因素的影响,至1929年,日本终于爆发“昭和恐慌”,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国内经济极度困顿,且长时间看不到复苏的迹象。在有些地方,饿死人已习以为常,买卖儿女居然成了朝阳产业,其状况与一战时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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