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丢了东北三省去上海休养，杜月笙为了显示自己在上海能罩得住，就给了张学良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颇有底气的对张学良说：在上海无论遇到什么麻烦，打电话给他，他都能摆平。实际上，张学良是想去上海戒毒。但是，在上海戒毒期间，险遭一代暗杀王王亚樵的暗杀！1933年和1935年照片上的张学良判若两人。前者因为抽大烟、扎吗啡致使其形容枯槁，萎靡乏顿，后者因戒除了毒瘾而变得精神焕发。
张学良最初吸食鸦片是因为不堪忍受战争的困苦局面。对此，他在其自传体遗著《杂忆随感漫录》中写到：“人们一定相当奇怪，为什么当时的将领们，多是吸食鸦片呢？我现在以过来人的身份略为说一说，以免在这个问题上使人费解。在战斗激烈时，常连日的昼夜不得休息，而情况上发生变化，负责者必须立即处断，不但身体上劳苦，精神思虑上亦得十分费力……我吸上鸦片，是在那郑州战争之时。在那个时候，我已厌倦内战，心中十分烦闷，战事又不甚得手。在某一次将领们进见，向我请求撤退，我闻之十分气愤，责彼等无胆无识……”
部下被说服退去之后，张学良“心中十分痛苦，不能饮食，但仍需支持这个困苦局面，就这样吸食了鸦片。”后来，张学良又在北平协和医院试戒，但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
1932年前后，张学良嗜毒之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般情况下每过半小时就要注射一次吗啡，以至于他身上几乎已经找不出一块完整的皮肤了。
上海戒毒
张学良的第一宗决心，就是要彻底戒除毒瘾。张学良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陋习好改志为鉴，顽症难治心作医”，将其挂在卧室的墙壁上，每日吟诵，以便随时告诫自己。
戒毒、治疗过程，是先从肛门输入麻醉药与其他药物，使病人沉睡。渐渐失去镇痛药效后，病人开始腹痛、肌肉剧痛、呕吐、腹泻。接着从病人身上取出疫苗，制为血清，再注射到病人身上。一次一次药物增加，病人之痛苦愈难忍耐。为防止张学良无法忍受而抓伤身体，米勒医生把他的手、脚都捆在椅子上。
当毒瘾发作时，张学良翻滚、吼叫之声惊慑全院，他左右人员不忍目睹此景，曾数次为其暗送毒品，幸亏米勒大夫请来张学良的亲信部下谭海持枪站岗才堵截住了这一几乎导致功败垂成的漏洞。
当院方的看护人员无法控制张学良时，米勒院长只得以自己的体力与他展开疯狂搏斗。到了戒毒的第八天，张学良已经可以下地行走。不但张学良自己感到愉快，守护的人员也由衷地感到欣慰，尤其是负责治疗的医生们，可以说是曾冒了生命危险，因为张将军部属曾对米勒大夫发下狠话，如果张将军被戒死，一定会把他枪杀。而与张学良一起戒毒的，还有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就这样，张学良终于戒除了有六七年之久的毒瘾，迎来了他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险遭暗杀
负责接待张学良戒毒的是杜月笙， 杜把福煦路181号已关闭的赌场装饰一新，请张学良入住。杜月笙和张学良并无深交，现在见张学良处在倒霉的时候，觉得正是结交的好机会。这个时候拉他一把，他将来是不会忘记的。然而不久后，福煦路的大门口出现了一颗炸弹，炸弹的引信被拆除了，不会爆炸。和炸弹在一起的，还有一封信，信上说：“请张学良这个卖国贼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送来，定叫他粉身碎骨。”
炸弹和信，被杜月笙派的保镖发现了。杜月笙一看，又惊又怒。他觉得这是对他的公开挑战。张学良来上海，由他负责出面招待，上海尽人皆知。再说，这炸弹要是真响了，伤了张学良，杜月笙今后在上海滩还能混吗？这个台，杜月笙是绝对坍不起的。
经调查，杜月笙得知这件事是王亚樵干的。他叫来手下顾嘉棠，设法去见王亚樵，试图花钱免灾。但王亚樵郑重声明，此举是为国家民族大义，立誓分文不取。通过顾嘉棠，他让杜月笙转达张学良，要么马上回到北方去，重整兵马，向日本人开战;如果不战，请返回东北，自杀以谢国人。如果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以上三条，张学良必须择一而行，否则，我的第二颗炸弹就扔出来了。”
杜月笙听了，微微一笑，让人转告王亚樵说：“张学良如果有罪，国家自有法律。你在上海私自行动，张学良是我的客人，我有保护之责。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必要有无意义的牺牲。”
王亚樵觉得，在上海滩，要真和杜月笙抗衡，他还是有些力不从心的。于是，王亚樵对顾嘉棠说：“既然是杜先生的面子，那我就放宽一点，请张学良限期离开上海。不然，拼了我这条命，我也要履行诺言。”
听了顾嘉棠的汇报，杜月笙放心了。他又让顾嘉棠去对王亚樵说：“你放心吧，张学良在委员长的教诲下已经在奋发振作，洗心革面了。他现在正在请美籍医生米勒帮着戒毒。戒毒完成，最多不出一个月，他就要出洋考察。”
王亚樵不知道张学良还有吸毒的毛病，便答应了杜的要求。待戒毒成功后，杜把期间发生的情况告诉了张学良，张很快便离开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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