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7月初，张勋复辟发生后，孙中山约集革命同志南下广东护法，筹划讨伐叛逆。在其号召之下，拥护护法的海军舰队及部分国会议员相继南下广州。8月下旬，孙中山在广州约集南下议员百余人召开“非常国会”，通过组织军政府的决议，决定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9月初，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另选举滇系首领唐继尧、桂系首领陆荣廷为元帅。陆荣廷原为两广巡阅使，1917年6月“府院之争”发生后，宣布两广“自主”，反对段祺瑞，并拉拢广东督军陈炳焜、广惠镇守使莫荣新等结成集团。桂系军阀虽然表面上响应护法，但背地里是想“分中央专制全国之权”，实现控制两三个行省的险恶用心。章太炎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滇桂军阀的企图：“广西不过欲得湖南，云南不过欲得四川，借护法之虚名，以收蚕食鹰攫之实效。”他们一方面利用孙中山护法这个招牌，反对段祺瑞的武力吞并，对孙采取联合策略;另一方面对北洋军阀也不是全盘反对，而是采取“联冯(国璋)制段(祺瑞)”，对孙中山组织军政府和北伐持反对态度。桂系从地盘主义出发，担心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孙中山及其组织的军政府会算计他们在广东的地盘，于是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借护法之名，行割据之实。这与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大相径庭，不可避免的使两者之间产生矛盾与斗争。
桂系集团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采取了先排挤和打击亲孙势力，然后再行破坏护法运动的卑劣手段。孙中山后来炮轰督军署，实质上正是对桂系军阀种种掣肘勾当忍无可忍的愤怒与警告。
一
9月2日，也就是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的第二天，陆荣廷致电“非常国会”，主张拥护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复职，反对另组政府，并表示对广州军政府的一切活动概不负责。随后陆未就任元帅一职，并以养病为名深居武鸣山，让粤督陈炳焜监视孙中山及军政府，并伺机进行破坏阻扰护法运动。武装方面，孙中山手中没有军队，无法组织北伐。但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却表示愿将省长亲军20个营交给军政府。朱原来在辛亥革命时期曾以陆军统制官在四川反正有功，被推举为四川都督，后被调到黑龙江，但很快又被驱逐。护国战争结束后，朱到广东履新是受北京政府段祺瑞所派，是段安插的内线人物。陆荣廷对此也心知肚明。省长亲军是在前任粤督龙济光下台前，朱庆澜以省长名义接收的杂牌军及全部民军，改编为警卫军40个营。其实力不可小觑，俨然是广东督军以外的督军。因此这也引起陆的嫉恨，欲拔之而后快。陆曾以节省财政开支为借口实行裁兵，想把朱的警卫军搞掉。由于朱庆澜的坚决反对及段祺瑞的袒护，裁兵不成，陆朱交恶。此后不断发生夺取省长权力的风潮，陆决心驱走朱的企图非常明显。朱庆澜为自保，安插粤籍国民党员数人担任警卫军统领，间接与国民党拉上了关系。张勋复辟后，两广通电宣布暂行“自主”(即半独立状态，脱离内阁而不脱离总统)，粤督陈炳焜以统一军权为借口欲接收警卫军。朱在国民党和滇军的支持下，交出了20个营，留下另外20个营改编为省长亲军，并委任陈炯明为亲军司令。陈要求全部接收，朱不肯放手，使亲军问题一直未能解决。随着朱庆澜与桂系矛盾的加深，处境危岌，希望借助孙中山的力量来稳固自己在广东的地位。因此对孙中山南下护法表示支持，愿将警卫军交给孙中山进行北伐。陆荣廷极其惧怕孙中山的军政府掌握了军事力量，妨害他们的利益，因此决定采取釜底抽薪的策略，指使粤督陈炳焜务必要把拥护孙中山的广东省长朱庆澜排挤走。陈许以省长职位及联姻结为儿女亲家的方式，诱惑广东肇阳罗镇守使李耀汉驱逐朱庆澜。朱在武力排挤之下，被迫辞职赴香港。省长亲军被陈炳焜强行接收，孙中山进行北伐的基本力量被夺去。
财政上，陆荣廷对军政府实施封锁政策，指使粤督陈炳焜把持粤省财政。陈公开表示对护法运动既不赞成也不干涉，同时又表示广东人民不能负担军政府和非常国会的经费开支。莫荣新代理粤督后，也公然表示：“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之时，自然解散而去。”他甚至还下令电报局对大元帅府发电报不准用头等电，不准挂账，只准用现款发四等电。这实质就是要通过经费方面设置障碍来阻碍孙中山护法活动。桂系的阴谋使军政府无从运转，只能靠借债和向华侨募捐来维持各项经费开支。由于经费拮据，国会经费及护法海军军费不能按时如数发给，军政府下属职员同样无薪可发，只好不分职级，每人每月发放食宿费广东币二十元，生活都比较艰苦。桂系本来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使军政府“自灭”，没料到他们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之下竟然支撑了下来，只好另谋其他不许军政府“自生”的方法。
1917年10月，北洋政府出兵湖南，准备从湘南进攻两广，扫平云贵，统一西南。鉴于局势严重，桂系暂时改变对军政府的态度，在11月上旬与军政府联合在梧州召开一次军务会议，商讨如何在湖南迎击北洋军及在福建开辟第二战场。会上，革命党人借此机会向陆荣廷指出陈炳焜劫夺省长亲军等损害军政府的不合作态度。陆荣廷为争取革命党人的合作，采取了让步的姿态，表示愿意将省长亲军20营交给军政府指挥，委任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开往福建前线。同时会议决定，推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兼领广东督军。陈炳焜改任讨龙(济光)军总司令。陆荣廷表示自己年老多病，看病期间派广惠镇守使莫荣新代理督军一职。
在护法战争开战不久，北京政府中皖系段祺瑞对西南“武力统一”的政策，很快就被直系冯国璋一派所挫败。随着南北双方和议的提出，两广面临的危险暂时解除后，桂系军阀转而对军政府采取阴持两端，既“联”又“挤”的态度，即在与孙中山联合的同时，又从兵员上严加限制。
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曾令邓耀为广东招抚局长，“意重弥盗，法取安辑”。但地方官吏士绅遇事扞格，奸佞之人又乘机假冒。12月4日，孙中山饬令邓耀停止招抚，所有该局派出人员悉数撤回。为扩充军政府军队，孙中山还派出专员到粤省各县征募民军。11月12日前，就已派出30余名专员到各处招兵。规定带枪士兵来投奔的每月军饷15元，未带枪来投奔的每月军饷10元，此时已花招兵费5000元。桂系对此甚为忌恨。陆荣廷在11月20日与胡汉民晤商时，对此强烈反对，要求军政府停止招兵，已招者予以遣散。11月23日，孙中山被迫颁布停招民军令：“所有各属民军，除潮梅外一律停止，以待后命。”11月28日，军政府组织的讨伐潮汕镇守使莫擎宇叛军的潮梅军第一支队司令金国治，也被桂系将领沈鸿英诱杀，部队被缴械遣散。潮梅军总司令邹鲁急电军政府惩治沈鸿英，但在粤督的曲为庇护下，不了了之。孙中山对此极为愤懑。代理粤督莫荣新在得知各县的报告后，通令各县将招兵人员以“土匪”罪名一律枪决，仅增城一县就有69人被枪杀。12月下旬，莫荣新派人拘捕军政府卫戍部队连排长及新募士兵50余人。孙中山立即写信要求保释，莫荣新置之不理，以“土匪”罪名下令全部枪决。
对桂系莫荣新的行为，孙中山实在是忍无可忍，悲愤地表示：“莫贼杀我同志多矣，为大局计，饮泪哑忍已久，今屠及良民，是自弃于国，非加惩诫，祸乃靡涯。”恰逢广东各界群众团体及知名人士经多次集会，并选出代表15人到大元帅府请愿，要求惩办莫荣新。原来莫荣新在代理粤督后，把持军政大权，滥收捐税，放任赌场和鸦片馆，土匪猖獗，治安不定，搞得广东乌烟瘴气，民不聊生。鉴于桂系军阀往日对军政府各项护法措施的蛮横阻挠破坏及代理粤督莫荣新的种种倒行逆施，加上广东各界民众的殷切期望，孙中山决定对他们予以武力惩治。于是前后发生了两次炮击观音山(广东督军署所在地)的壮举。
二
第一次炮轰观音山发生在1917年11月15日，目的是驱除粤督陈炳焜。当时孙中山密令海军驻省河舰只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命令大元帅府所能指挥的陆上部队听到海军发炮后立即响应。除命朱执信直接指挥驻河南的李福林部外，同时命令罗翼群秘密联络驻广州周围的黄明堂部、魏邦平部及林虎部属梁鸿楷营等各部，约定同时向陈炳焜的督军署发起攻击。梁鸿楷表示听到炮声后，愿率全营袭击桂军苏世安炮兵团，并约罗翼群带炮兵学员劫夺大炮，开进牛王庙阵地，掩护步兵进城。
据亲临这件事的罗翼群回忆，约期到了以后，当夜他带炮兵学员及其他军官十余人，先到沙河息鞭亭酒店开房，假装打麻将消遣，准备听到炮声就行动，但等到天明仍然没听到。罗于是乘马车到大元帅府询问究竟。这才得知，原来孙中山昨夜未登军舰，而是亲自到中流砥柱炮台指挥发炮，不料这些火炮是30年前晚清广东海防大臣彭玉麟为抵抗法军所铸造的旧炮，加上火药包潮湿，轰不着火。孙中山因已疲乏即回帅府休息，安排有关人员及部队改期再举。这件事发生5天后，即11月20日，粤督陈炳焜去职离省。次日，莫荣新奉陆荣廷电令正式代理粤督。
1918年1月3日孙中山筹划第二次炮轰观音山，目的是要“炮教”莫荣新。准备期间，孙中山命朱执信等运动驻穗各路军队响应海军，合击桂军，派许崇智、邓铿督促陈炯明响应行动。但驻穗各军大都反对武力解决。孙中山曾商请程璧光派海军讨伐，遭到程的拒绝。此时海军早已被桂系拉拢。原来海军南下广东后，军政府粮饷奇绌，陆荣廷、莫荣新等深恐海军受孙中山指挥，许以月饷8万元津贴，燃煤数千吨。莫荣新从1918年元旦起，又许诺向海军每月提供12万元。这使海军逐渐转向桂系，虽有少数官佐受命军政府，但势单力薄。同时，当时革命党内及军队中的一些主要人物意见不一致，认为大元帅此举过于冒险。为此李烈钧、吴景濂、王正廷等人都曾劝解过孙中山。但孙态度坚决，不为所动。为了避开李、吴等人的劝阻，孙中山只好装病。滇军师长方声涛闻讯也赶到帅府严词谏阻。孙中山甚为恼怒，对他厉声斥责：“吾意已决，毋劳借箸，吾为民除害，今即以身殉民，份也。汝师不我助，或反助敌，唯君自择，吾无介焉。”1月3日，孙中山致函莫荣新，要求莫承认军政府及其本人的地位及军事统帅指挥权，并要求由军政府任命广东外交官员。当晚，孙中山率亲信将领黄大伟、马伯麟等及少数卫队登上同安舰，豫章舰随行。当两舰驶至中流砥柱炮台时，孙中山指挥开炮，向督军署驻地观音山轰击。两舰长起初不敢答应，孙中山便亲自发炮，又督促炮手连发50余炮。炮声响后，游击司令李安邦按照约定计划率小兵舰巡江，向长堤桂军驻兵机关如江防司令部等处用机枪扫射。军政府下辖的陆军部队除李安邦部外，其余滇、粤各部在海军发炮后，均未遵约响应。更怪异的是，桂军方面也没有还击。原来莫荣新事先已得密报，莫的参谋长郭椿森力主镇静，不予还击。他认为：“还击则彼众我寡(当时驻广州桂军不过四五千人，而滇军及粤军共约一万五千人)，绝无胜算，不还击，人将谓曲在中山，彼将更成孤立。”莫荣新采取了不理睬政策，命令将灯火熄灭，避免目标暴露，不许开炮还击。同时给在海珠舰的海军总长办公室打电话，向海军总长程璧光报告遭受海军舰只轰击情况，请求紧急调处。程璧光急忙派海琛舰前往传达“停止炮击，开回省城”的命令。同安、豫章二舰起事后得不到陆军的响应，又接到长官命令，只得返回省城。后来程璧光将这两个舰长撤职处分。孙中山讨莫计划失败后，疲劳致病，休养数日。
炮轰观音山第二天，莫荣新身穿白夏布长衫，手执烟杆，亲自到帅府“谢罪”。孙中山怒斥莫执掌广东军政大权，弄得民不聊生。现在广东民众派代表来，要求严惩他，所以才有炮轰之事。莫荣新闻后，赶紧认错，表示回去后定要大加整顿。孙中山趁机命参军祁耿寰向莫荣新说明军政府的财政困难情况，让他从广东财政收入中拨出一部分作为军政府经费。莫当场表示应允，说大元帅的命令，他一定服从。于是，孙中山派参军蔡公时、庶务陆华轩随莫荣新到督军署提了一笔款子。炮轰督军署后，孙中山还向桂系提出了五项条件：承认军政府为护法各省的最高领导机构;承认大元帅有统帅军队全权;承认广东督军由广东人选任，必要时大元帅得加以任免;被捕民军代表，交由军政府处理;广东外交人员由军政府任命。莫荣新除了口头上对孙表示歉意外，实际上并未接受孙中山提出的各项条件，反而在背后酝酿除去孙中山和瓦解军政府的阴谋。
三
代理粤督莫荣新在被孙中山炮轰后，表面上唯唯诺诺，谢罪道歉认错，并提供军政府一笔款项，但其并不甘心被军政府压制，欲寻找机会派人刺杀孙中山，除去这个桂系的眼中钉。
大元帅府的保卫工作是由福军司令李福林所派的一连卫兵担任。莫荣新以高官厚禄为诱饵，收买了这个卫兵连的连长胡新，指使其行刺孙中山。孙中山住在大元帅府二楼，周围有贴身卫士保护。胡新于是开始寻机下手。据孙中山的副官兼卫士马湘回忆：一天深夜十二点左右，胡新身穿便服，携带两支驳壳手枪，来到孙中山卧室楼下，见有卫士守卫，防守严密，就退了出去。如是情形反复出现了好几次，这引起了马湘的警惕。有一次胡新又来，这次竟想趁机上二楼。马湘发现后，立即上前制止，并告知胡新：大元帅吩咐就寝后无论何人都不准上楼。胡新则诡称是来护卫大元帅的。马湘正告胡新：警戒大元帅府是他胡新的任务，应在府门外四周执行，大元帅办公和就寝的地方有卫士负责，他最好不要随便深夜穿便衣携带枪械入内。胡新不敢再强辩，只得离开。
翌日清晨，孙中山询问马湘昨晚深夜与何人因何事争论。马湘便将胡新深夜闯进来和与他争论的经过说了一遍。并对孙说此人是李福林所派，李是贼头出身，难保胡新不是坏人，并表示极为怀疑此人。孙中山于是命令马湘请李福林到帅府一趟。李福林接到马湘的电话后，很快来到帅府。寒暄几句后，孙中山就问他部队有没有训练。李答曰极少。孙告知李，他派来守卫的士兵很少出操训练，倒是孙的卫士每天由队长卢展柳率领操练，并问他是否知道胡新连长近来的举动，并让他具体问一下卫士马湘。李福林从马湘那里了解到整个情形后，勃然大怒，说他几乎被胡新之举害死。马湘问李福林有没有发给胡新两支驳壳手枪，李说只发过大号左轮手枪一支。对于胡新所携带的两把驳壳手枪是何人所给，有何目的，他们并不知晓。这同时也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孙中山命李福林仔细查一查胡新这个人。这时马湘给李福林出了个主意，让李不要对胡新直接动火，可以一边请胡新饮酒，将他灌醉，另一边派人搜查他的住宅，这样就很容易把事情弄明白。李表示赞同，随后依照马的办法，一面请胡新吃晚饭，一面派人搜查他的住宅。果然查获莫荣新收买胡新的确凿证据，当即将胡新扣留枪毙，从而清除了孙中山身边的一个重大隐患。
暗杀不成，于是桂系又采取收买议员的方式，以合法手段夺取孙中山在军政府中的权力。
1918年1月9日，孙中山在元帅府会见各界人士，揭露桂系军阀阻扰护法罪行，解释炮击督军署的初衷是：“当陈炳焜督粤时，……谓听军政府自生自灭。……今则愈逼愈紧，只许自灭，不许自生。”日前炮击督署“实所以表公道，伸不平，而使军政府自辟其生路者也”。孙同时还表示，鉴于事变中，地方当局未还击，又能接受各项条件，军政府未有其他苛求，为减轻广东人民负担，准备督师北伐。1月底，滇、粤、桂各部分数路讨伐北洋军。到4月间，两广威胁解除后，桂系倍感军政府在广东如芒刺在背，欲瓦解其而后快。于是他们反过手来，拆军政府的台。
桂系在1918年1月15日倡议成立“护法各省联合会”，准备藉以分孙中山之权，但未成功。此后则企图通过改组军政府来达到目的，并且说动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三总长及部分国会议员附和他们的提议。桂系串通非常国会中政学系和益友社两派议员，以及众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褚辅成，欲通过议会手段来合法倒孙。正如《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中所规定，改大元帅一长制为七总裁合议制，政务总裁地位平等，责任同负。这就剥夺了孙中山以原有大元帅名义统领政府的职权。孙中山也洞悉了桂系的政治阴谋，由于部分议员被串通，他也无可奈何。愤怒之下，他想去武鸣山找陆荣廷理论，被革命同志所劝阻。
4月10日，非常国会通过将改组军政府案交付审查的动议。5月4日，非常国会以97票对27票通过了所谓“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改大元帅一人制为总裁七人合议制，这实际上是桂系“合法倒孙”取得了胜利。在“法案”表决前后，曾经引起一些纠纷。为保证通过该议案，表决前议长吴景濂以有人组织“公民团”准备围攻非常国会为由，请代理粤督莫荣新派军警对议员进行监视。国民党左翼议员在会上指责吴景濂未经大会许可，擅自调来军警监视议员行动，并且指使国会警卫人员殴打议员，请求对肇事者进行惩戒。“法案”通过后，军政府陆军总长张开儒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在护法省区内居然发生武力干涉国会，强迫改组合法政府的行径，“如此护法，不如投降段祺瑞为好”。孙中山气愤难当，当天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去大元帅一职，并于5日发表辞职通电，斥责桂系军阀：“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
5月20日被滇桂军阀收买的非常国会召开会议，选出孙中山、唐继尧、伍廷芳、唐绍仪、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为总裁，尽管孙中山也名列七总裁之一，但实际权力已被西南军阀所纂夺，不可能再贯彻他的护法主张。第二天，孙中山在没有辞去军政府总裁职务的情况下，偕朱执信等革命党人，怀着悲愤而黯淡的心情离开了广州，奔赴上海，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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