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是指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於1913年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一场战争﹐又称“讨袁之役”。
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选举前后(袁世凯当选呼声最高)，孙中山亲信控制的江西、上海、广东等地爆发武装革命，企图脱离中央政府独立。国民党称二次革命的原因是善后大借款及宋教仁被刺案。
1913年6月，《大公报》转述《大陆报》的文章《中央政府与国民党之问题》指出，宋案与借款案只是引线，国民党早就处心积虑欲推倒中央政府，取而代之。即便没有两案发生，国民党的计谋也早晚会发作。二次革命最后以中央政府北洋军击溃孙中山军队而告终。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才宣布承认帝制，大家要注意这个帝制不是封建皇帝，而是著名的君主立宪制。这实际上是对袁世凯的一种削弱，可袁同意了。袁世凯接到推戴书最后表示：“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
也就是说二次革命的缘由根本不是袁世凯称帝，这就是一场武装叛变，夺取中央政权。
1915年12月25日，护国运动爆发，这实际上是两种民主体制(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的对抗，当时的百姓无知，以为封建统治又回来了，最终把袁世凯推翻了，也为日本入侵埋下了祸根。
再来看善后大借款真相：
国民党声称袁世凯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国会反对，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丧权辱国的善后大借款，扩充军备为自己消灭南方同盟会力量做准备，是严重的违宪行为。与国民党的声称相反，当时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以及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有舆论指出这是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是争权夺利而发动的武力行动。
另外，国民党在对袁世凯的指控忽略了两个事实，孙中山在1912年8月公开声明赞成善后大借款。当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袁两人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这样评价善后大借款：“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而且，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经找过美国、英国、日本等列强商洽借款事宜，但只有日本同意借款。1913年春，孙中山为筹措资金而与日本人签订《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案》。这真是贼喊捉贼啊。
马丁.路德.金认为：“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在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孙中山等人采取的手段为当时社会所不齿，注定要失败。
袁伟时指出：“政治领袖的抉择，可以深刻地影响历史发展的面貌……如果政治家拒绝兵戎相见，坚持以政治斗争、法律手段和诉诸公民的理性和良知的方式解决纷争，中国的政治家和公民就有可能逐步净化和提高自己，从而逐步把中国社会推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而孙中山首开民国滥用武力、以刀枪分“是非”之先河，对此后一系列接踵而来的武人干政、军阀混战事件实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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