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后有一段很好看，就是上东京闹元宵。在这之前，宋江要做一番打扮。其中主要便是去掉脸上的金印，七十二回有所交代：看官听说，宋江是个文面的人，如何去得京师？原来却得神医安道全上山之后，却把毒药与他点去了，后用好药调治，起了红疤;再要良金美玉，碾为细末，每日涂搽，自然消磨去了。那医书中说“美玉灭斑”，正此意也。
这里涉及宋代刑罚中的刺字问题。林冲是《水浒传》中最早被刺字的人物。刺字是较直白的说法，而“打金印”就给人委婉一点的感觉。刺字主要是作为犯人的标记，通过这种侮辱性的刑罚，让人一望便知这是罪犯。既可以作为前科的记号，又可以在犯人出逃时很快辨认出来。一打金印，身份铁定。金印所刺的部位，一般在脸颊上，再用烧灼和涂药，将字涂作黑色，故刺字又称刺面、黥面、墨面。
刺字是从古代墨刑演变过来的，始于五代的后晋，进入宋代后，五代的刺面与中唐以来的刑罚结合起来，以加重刑罚力度。所以，宋代的刺配法，既要杖脊，又要流配，还要刺其面，等于一人犯罪要受三次刑，林冲便是如此。刺字的格式也有讲究。智取生辰纲中，济州府尹因胥吏何涛缉捕晁盖不力，便命文笔匠在其脸上刺字，以示警告。这大概已是北宋中期以后的定制，在这之前，官府对这事似乎没有明确规定。有个故事说：陆东权知苏州，下令在流犯脸上刺“特刺配某州牢城”，僚属对他说：“凡‘特’者，指罪不及此，而出于朝廷特旨。现在这人罪应刺配，刺上‘特’字，恐怕有点僭越。”陆东很恐慌，连忙命人将囚犯脸上的“特刺”改为“准条”。后来他被人推荐提职，一位大臣说：“噢，不就是那个在人家脸上打草稿的权知苏州吗！”可见在北宋中期以前，刺字方式没有明确的规定。
犯强盗罪，在耳后刺一个环形;徒刑，刺方形;杖刑，刺小圆形。若杖刑三次，改刺脸上，但直径不超过五公分。宋高宗和孝宗时，但凡强盗，额头刺“强盗”，脸颊上刺“配XX州”，这是较严重的例子。很明显，脸颊刺字是对犯人永久性的侮辱，对精神是巨大的创伤。有故事说，因对西夏用兵失败，神宗要惩罚一位转运使，宰相提醒神宗，祖宗家法不杀士大夫，神宗便决定刺面发配他，副宰相则以士可杀不可辱为由劝阻了宋神宗。由此可见，刺字对人的侮辱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林冲发配后，长叹“谁想今日被高俅这贼坑陷了我这一场，文了面，直断送到这里，闪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宋江也在同样背景下，在浔阳楼写了反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怨仇，血染浔阳江口。”可见刺字对宋江的刺激之严重。
刺字好像中国式的“红字”，甚至比红字还要严重。对曾被刺过字的囚犯而言，掩盖和消除刺字就至关重要。武松醉打蒋门神时，借了小膏药掩盖金印。血溅鸳鸯楼后，他受到官府图形通缉，落脚在孙二娘黑店，寸步难行。小说也有一段描写：孙二娘道：“阿叔脸上，现今明明的两行金印，走到前路，须赖不过。”张青道：“脸上贴了两个膏药便了。”孙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说这痴话，这个如何瞒得过做公的？我却有个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灾避难，如何依不得？”孙二娘道：“今既要逃难，只除非把头发剪了，做个行者，须遮得额上金印。”
可见他之所以成为行者，主要为了掩盖金印。宋江上了梁山后，双枪将董平骂阵时就以“文面小吏”来羞辱他。宋江一做上梁山泊主，就千方百计试图磨灭脸上的金印。《宋史·杨景宗传》，也有用药退去刺字的记载。
除了犯人刺字，当兵的也要刺字，在面部以小刺刺军队的番号，或在手上或在手臂上。宋代实行募兵制，军队来源很复杂，其中就有罪犯，刺字的目的也很明确，方便对这些士兵的管制。这么一来，也就有了后人将军士和流配犯等而视之的情况。高俅对禁军教头王进也是开口闭口“贼配军”。再如狄青，后来身居高位，做到枢密使，是最高军事长官，在一次宴席中，在旁一位劝酒的艺妓趁酒意嘲笑狄青，“敬斑儿一盏。”他出任枢密使时，副使是状元出身的王尧臣，有一次也半真半假指着狄青脸上的两行刺字说：“哟，愈加鲜明了么。”狄青回敬道：“你喜欢，我就奉送一行吧！”有一次，仁宗让王尧臣劝他去掉黥文，狄青百感交集说：“你是以状元而致身枢府，我呢，若无这两行黥字，怎能与你同坐共事呢？这黥文断不能去，我要让天下微贱都知道，国家有如此高位相待他们。”由此不难想见刺字对士兵与犯人的心理伤害。
当然，刺字也有为表现某种决心的特例。靖康之难，家破国亡，名将王彦率领士兵坚持抗金，这批铁血男儿都在脸上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大字。另外，就是岳飞。正史记载，岳飞的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字。后人根据这一记载，有很多发挥，比如《说岳全传》有岳母刺字的情节。但这跟史实不符，岳母并不识字，而且刺字在当时是一项专门的技术活，需要有关的工具和手艺。《水浒传》中为宋江去除金印的描写，说明这一过程的复杂性，也印证出《说岳》中的描写并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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