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孙登——孙吴政权的遗恨
在太子之位的二十多年里，孙登上得孙权之欢心，下被天下百姓爱戴，中与朝中大臣和睦相处，其治理国家之能力，在大事小事上皆闪耀着一个明君之光芒。品德无二，能力无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将来都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明君。可想不到的是，他居然那么早地就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众望所归的那个皇帝之位。
二十一年太子，他留给了吴国上下无限的悲哀，他留给父亲的是一份宝贵的治国遗嘱。他走的时候才三十三岁，正是一个人可创造辉煌的时候。他的宅心仁厚在整个吴国尽人皆知，他死后被称为“宣太子”，他活着的时候，其仁义、其道德已经人人传颂。他的死是吴国的大损失，也是中国历史的损失。我们在感叹他英年早逝的同时，也应该感叹，历史只是因为一个太子的死而改变了它本不该改变的发展方向。
一份宝贵的政治遗嘱
公元241年，年仅三十三岁的吴国太子孙登病逝。他在临死前给父亲孙权留下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千字文。
孩儿不孝不贤，所以被上天惩罚而缠上重病。自我反省，实在无话可说。品行鄙陋，恐怕终要离父亲而去了。我并不惋惜自己，只是一想到将离开父母，从此，人鬼殊途，永远也不能再敬奉仰望宫禁，不能朝拜陛下王后，生时没有为国家出一点力，死却留给陛下沉重的忧伤，这才是我感到悲哀的地方啊。
古人说，生死有命，长短在天。周晋、颜回都是智勇双全的人才，尚且夭折，更何况是我愚昧鄙陋，活到今天，已经是上苍对我不薄了。况且，我活着的时候是太子，死后还享受尊荣的地位，对于我来说，拥有的已经太多，我还有什么可悲叹遗憾的呢？如今天下大事还没有定局，流窜的贼寇还没有处置，四海翘首以待，把命运系在父亲您身上。处境危险的人希望安全，处境动乱的人更是希望太平。希望父亲能彻底忘掉我这个人，割舍普通百姓的情感，修炼黄老之术，专心保养精神，加进营养膳食，广开神圣英明的思虑，以确立万古不朽的功业，那么，整个天下的百姓很幸运地有了靠山，我死而无憾了。
父亲不必为我的死难过，皇子孙和仁义孝顺，聪明睿智，德行清明丰茂，应及早安排，从而让天下百姓有所希望。大臣诸葛恪才能出众，学识渊博，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器量足以承担佐助时政的职务。大臣张休、顾谭、谢景都很机敏，有见识，入则应该用为亲近的心腹，出则可以成为坚利的爪牙。范慎、华融勇猛过人，气节雄壮，确有国士之风。刁玄性情优柔且宽宏，并有道家风范，裴钦博闻强记，他的文采值得取用。蒋修、虞翻的志向气节都很分明。这些臣子里有的适宜任朝臣，有的可以任将帅，他们都通晓时政，熟悉法令，固守信用，坚持道义，具有威武不能屈的志向。他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来，我对他们的了解很深。所以，当初父亲把他们安排在我身边，我现在由衷地感到父亲的苦心。
我深切地考虑到，现在境外多事，战争不止，我们应该勉励六军将士，以谋求进取。军队是以人为群众的，群众则以财货为宝贝。我私下听说下面郡县有不少地方荒芜残败，百姓生活困苦，奸邪祸乱萌生，因此法令频繁增加，刑法更加残忍，我听说治理政事要顺从民意，法律政令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眼下确实有必要和将相大臣们仔细地选择合乎时宜的政策，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对刑法加以宽缓、赋税加以减轻，适当地取消一些劳役，从而让百姓归心。大臣陆逊对时政忠诚勤勉，献身忧国，尽心为公，有不谋私利的气节。诸葛谨、朱然、朱据、吕岱、张承、孙怡为国尽忠，通晓治国的体制。父亲可以让他们拿出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办法，除掉苛刻烦琐的政策，爱护养育兵马，安抚百姓。五到十年，必能让远方的人欢喜而来，近处的人更加尽心尽力。无刀兵之祸，统一天下便可指日可待。
有人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中肯，不掺一丝虚假。所以，楚国公子贞临死前，留下遗言对时政提出告诫，君子认为他忠诚，何况我孙登，还能闭口无言吗？希望父亲大人能留意听取采纳我的意见，孩儿也就可以含笑九泉了。
孙登嘱咐手下人，待自己死后将此信交给父亲。当孙权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无语泪流。老年丧子已经很不幸了，更何况这个儿子非比寻常，他是自己一生的寄托。
孙登死的消息传出来后，豫章太守谢景无法克制自己悲伤的心情，竟然擅自去参加了孙登的丧礼，并向孙权请罪，请求免去他的太守之职。孙权告诉他，你跟太子多年，和其他官员不同。同时又派亲近的使者去慰问他，并告诉他，豫章太守一职没有合适的人选，还是需要他来承担。是时，吴国上下哀痛不已，作为父亲的孙权更是以泪洗面多日。
那么，一位太子的死何以会引起孙权这么大的反应，做了长达二十一年的太子孙登在孙权眼里、在吴国百姓心中到底是怎样一个太子呢？
孙登太子二三事
公元221年，孙登被立为太子。孙权为了让其成材，特意安排了诸多才识品德兼备的名臣作为他的宾客朋友。于是，孙登遗嘱里所提到的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人被选入东宫。他们陪着孙登研读诗书，孙登若外出，他们就跟着骑马射猎。孙权觉得作为未来之主的孙登应该熟悉近代史，于是就希望他能读《汉书》。并特意让张休去研究《汉书》很有名气的张昭那里学习，回来后再将所学的传授给太子孙登。
孙登与这群大臣相处融洽，经常同乘一辆车，有时候因为听讲很晚，索性就跟这些人睡在了一起。这些人在一起俨然没有师徒、主仆之分。太傅张温跟孙权说，“中庶子这个官职和太子最亲近，他要在太子身边回答太子提出的所有问题，应当任用德行杰出的人”。孙权以为然，就任命陈表等人为中庶子。陈表他们和孙登熟悉了以后，孙登就废除了中庶子的一些繁文缛节。有一次，孙登把陈表按在自己所坐的凳子上，陈表觉得这样很不好，孙登笑道：“您的学问理应坐在我上头。”
不久，孙权迁都建业，征召上大将军陆逊辅佐孙登镇守武昌，并让他兼任宫府留事。孙登时常出去打猎，本来应该走近道，但为了避开农民的庄稼，他宁可多走几里地。倘若在他打猎的地方有人种地，即使野兽横行，飞禽扑面，他也要换个地方，就是因为他不想打扰百姓种地。
孙登的母亲出身卑贱，而徐夫人对孙登从小就有养育之恩。后来徐夫人被废黜，住在吴郡，步夫人开始得宠。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与步骘同族，早年“以美丽得幸孙权，宠冠后庭”，且不妒忌，故久见爱待，意欲立为皇后，终因朝臣以徐夫人相抗而未成。步夫人对孙登经常有所赏赐，孙登只是恭敬地接受，从不推辞。徐夫人派人来赐给他的衣服，他必要沐浴之后才穿。孙权要立其为太子时，他却推辞道：“本立道才生，要立太子，应当先立王后。”
孙权笑道：“那么，王后，也就是你的母亲是谁？”
孙登回答：“母亲在吴郡。”
孙权不说话了，他本以为孙登会说是步夫人。徐夫人虽然被废黜了，但在孙登心里，一日为母，终身为母。其恭孝之道，在宫廷那样的环境下实在是难得。
在关于这位仁义太子的传说中，有一件事是经常被人拿出来传诵的，就是弹丸事件。有一次，孙登出外打猎，骑马飞驰时，忽然一颗弹丸从他耳边擦过。众人大惊失色，迅速将其围在中间，另外一批人找凶手。恰好有一人手提弹弓正在四处瞄准，这批人就把此人绑了拖来见孙登，此人已经是魂不附体。
证据似乎确凿，孙登的手下决定先将此人棒揍一顿，然后找棵树吊死他。孙登叫人找到了从耳边飞过的弹丸，又把那人所使用的弹丸放在一起比较，发现此人用的弹丸要远远小于那颗弹丸。于是，就把吓得魂不附体的人放了。
孙登手下的人说，即使不是此人所为，必有人要对殿下不利，还是杀一儆百的好。孙登却说，国家有国家的法度，如果我以太子的身份将此人处死，那么，我就是明知此人冤枉而滥杀。我不但犯了国家法度，还留下了骂名，一举两失，你们说，天下的百姓如果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想我和父皇呢？
有人曾将孙登辨弹丸一事放进智书里，认为孙登很聪明。其实，但凡是个人就知道应该拿来弹丸比较一下，而这件事之所以被人人传诵，无非是因为孙登的美德，在三国时期，这种行为在一个储君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智慧了，形而上地认为，这该是一种仁德。
此事过去不久，又一件事被史家记载了下来。
有一天，孙登起来想吐痰，但找不到了那个可爱的盛水金马盂。本来，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东西，贵重就贵重在它是太子的私人物品。经过侦察，孙登找出了那个盗窃的人，他的手下人还是给他出主意，先棒揍一顿，然后砍脑袋。孙登很生气地将小偷责备了一番，然后让他滚蛋，并且告诉手下的人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
当他的弟弟孙虑去世后，父亲孙权痛苦不堪，两天才吃一顿饭。孙登得知此事后，昼夜兼程赶到父亲所在地，对孙权说，“孙虑走了，这是命运。如今北方的土地还没有统一，四海之民都在翘首盼望得到解救。老天把这样的重担子交给父亲，可父亲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反而不思饮食，我真是为父亲忧虑不安。”
孙权这才开始大吃大喝起来，十几天后，孙权觉得自己没事了，就打发他回驻地。但他却恳求说，“儿子不能早晚向父亲请安，这就是不孝。陆逊在那里，难道父亲还不放心吗？我想再多陪父亲一段时间。”
孙权想了想，就把他留了下来。不久，孙权出征新城，让孙登留守，全面主持留守的政务。在此期间，因为诸多地方粮食歉收，盗贼滋生，孙登明确法令，从而防范了诸多想要趁势作乱的人。
在太子之位的二十多年里，孙登上得孙权之欢心，下被天下百姓爱戴，中与朝中大臣和睦相处，其治理国家之能力，在大情小事上皆闪耀着一个明君之光芒。品德无二，能力无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将来都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明君。可想不到的是，他居然那么早地就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众望所归的那个皇帝之位。
在他死后，孙权按照孙登的意思将另一个儿子孙和立为太子，这位第二任太子小时候就因母亲王氏得宠，很为孙权喜爱，十四岁时，孙权就为其安排宫廷禁卫，并找大臣传授其经传。孙和喜欢学习，对才学之士也很有礼貌，因而很受朝廷内外赞颂。成为太子后，他对政事的处理并不亚于孙登。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却是，因为没有了孙登，才显出了孙和的才能。
孙登死后
早在孙登还是太子之时，因为自己母亲被废黜和自己身体常常感到不适的关系，他常想让出太子之位来。首先是孙权不答应，接着就是朝中但凡有点脑袋的大臣也不答应。因为无论从子嗣继承的传统还是孙登的品德能力来讲，他做太子是唯一人选。
吴主孙权生有七子：长子孙登、次子孙虑、三子孙和、四子孙霸、五子孙奋、六子孙休和最小的儿子孙亮。帝王多子本是情理中事，孙权在立储君的问题上也算是一明君。早在221年时，孙权为吴王，就把孙登立为王太子。并且很注意对孙登的培养，精选师傅和宾友。诸葛恪、张休、顾谭和陈表号为“四友”，都是三国时的名臣代表，孙权把孙登交给这些人，显然是对孙登寄予了厚望。241年，孙登一死，对于孙吴政权来讲，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而当时在东宫的这些人所代表的利益也让后来的孙和与孙霸的斗争更加激烈起来。
孙登在这些人的熏陶下，为人之表现与从政之态度颇具儒者气质。大量关于孙登的事实，完全可以证明他就是一位最佳的继嗣人选。陈寿后来在其传末评道：“孙登居心所存，足为茂德之美。”宋人叶适也指出：“孙登德兼于能，知人则哲，深达治要，临殁一疏，不论三代以前、三代以后，世子藩王之贤，少有及者，同时曹子桓、子建，何足道哉！”
但是，这样一个人却在父亲还很健康的情况下早早地离开了，他并没有继承大位，这是他自己的损失，也是孙吴百姓的损失，更是孙吴政权后来出现波折的导火索。
孙权的第三子孙和在242年获得太子之位后，更是受到了连失二子的孙权的宠爱。正是基于此，他对孙和的培养绝不次于当初对孙登的培养。名儒阚泽就在这个时候出场了，他对太子孙和的教导可谓面面俱到，自己也是不遗余力：“教以书艺，好学下士，甚见称述。”
《吴书》上谈到孙和，说，(孙和)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孙和被立为太子后，以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名士为侍从。
这样的一群人在太子周围，自然会让以前跟着孙登的那些人聚拢过来。在这些人看来，孙和有能力，有品德，和当初的太子孙登不相上下，况且其所立符合了儒家的立长原则。当两位太子的力量组合到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让孙权不得不抽时间想上一想。
大概也是出于对太子势力的忌惮，孙和被立为太子八个月后，孙权制造了一起事件，从此拉开了太子相争的帷幕。243年八月，孙权当着群臣的面封四子孙霸为鲁王，这其实并不算什么，但让众臣感到奇怪的是，孙权对这位鲁王宠爱备至，几乎比宠爱孙和有过之而无不及。
过不久，宫廷里便传出了孙和与孙霸不和的消息来。孙权知道后，大为恼火，下令以后两人不允许见面。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孙权是真想镇压太子身边的势力，还是愚蠢得没有了原则。身为帝王却不知太子之位的重要性和凶险性，没有吃过猪肉，难道还没见过猪跑吗？
他的命令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因为在他的“帮助”下，孙霸的势力已经和孙和旗鼓相当了。两个人的斗争逐渐明显化，朝中大臣们自然也分成了两派。从而形成了太子党与鲁王党两大阵营，相互倾轧。孙权这个老人寿命非常之长，孙和与孙霸斗了八年，他居然还不死，但是，朝臣们的互相倾轧已经让他感觉到了朝堂危机。一次，他对亲信说：“兄弟不和睦，臣下又分成两派，事情不太好，万一发展到当初袁氏那样，就不好收拾了。”
他首先对朝臣们下手，先是对支持太子孙和的朝臣进行谴责、流放甚至诛杀，接着就对付孙霸集团中的大臣们。在经过了血腥屠戮后，两党斗争才算告一段落。最后，在250年，他废黜了孙和，又赐孙霸死，改立他最小的儿子孙亮为太子。要知道，当时他剩下的几个儿子里还有五子孙奋和六子孙休没死呢，但他却立了最小的孙亮。两年后，孙权终于归西，继位后的孙亮才十岁，愚蠢与否不得而知，但因为年幼而无知却是肯定的了。这样一个小皇帝最终把孙吴政权拖进了万丈深渊。
我们现在看那段历史，觉得很奇怪，孙权的七个儿子，其中两个是病死的，两个是被他杀的。这四个儿子其实都很优秀，而最优秀的孙登之死对整个事件的影响是最大的。试想，如果他不死，以后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孙登在太子之位上长达二十一年，从未做出任何让孙权怀疑的事情来。这就足以说明，无论孙权以后会做出多么愚蠢的举动，也绝对不会废黜孙登。况且，孙登曾让过太子位，这就更加强了在孙权心里的好印象。
孙登死后，围绕着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争嗣所展开的斗争，其持续时间之长、卷入人数之多、相互残害之烈、危害之重，在历史上实在找不出第二例来。孙权虽然暂时以断然之手段平息了“二宫之争”，但其遗患已成。
我们在惋惜孙登早逝的同时，也该责难他：为什么不好好注意身体，而引起了后来孙吴政权那么大的风波来！
遗嘱中的奥秘
孙登留给孙权的遗嘱，如果只看字里行间，大概无非是想要孙权注意身体，并妥善安置好曾经在自己身边的大臣。但如果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仔细分析，这份遗嘱实在是当时对孙权的种种举措的不认可与对时政的精彩剖析。
早在几年前，吴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史称“吕壹事件”。吕壹靠溜须拍马得到了孙权的重用，任命其为“校事”，又给了他“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的权力，专拿江南豪族下手，且连尚书令顾雍、上大将军陆逊也被他们咬上了，可谓权势熏天。大臣与校事的矛盾，恰是豪族同皇权矛盾的曲折体现。当吕壹因污陷朱据被抓住罪证后，孙权即“亦觉悟，遂杀吕壹”以安慰大臣。但这件事情虽然结束了，却在诸多大臣心上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孙登在遗嘱中劝孙权修黄老之术，意思是想让这位父亲以无为来治理国家，很含蓄地表示了他对父亲因猜疑而乱杀功臣的不满与担忧。
在遗嘱中，他从弟弟孙和开始，列举了过去与他共事过的东宫属官，希望父亲能根据他们各自的才干，分别予以重用，继续信任他们，并特别恳请孙权凡事多征求他们的意见，以天下百姓之心为心。如果真能如此，那么十年之内，就会收到“远者归复，近者尽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的效果。孙登还在遗嘱中对于当时吴国的刑法严酷，徭役纷繁，建议孙权宽刑轻赋，以顺民意。
从上可以看出，孙登素来是关心时政并了解民情的，他临终时对父亲所上之言，可谓中规中矩，语重心长。孙权当时看了很是感动，并且也很认可。可后来的事实却证明，孙登的遗嘱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实际上，孙登的遗嘱正是对孙吴政权所以存在的最好写照。我们可以来看，孙吴政权几番经营而拥有江东，与魏、蜀成三足鼎立之势。这里面固然有孙策和孙权二人的雄才大略，但将那段历史仔细读之，发现，两个人的雄才大略固然是一个因素，可有许多英雄豪杰的帮助才是他们得以成为东吴王者的最主要因素。
第一个就是周瑜，这个被崇拜诸葛亮的人称为心胸狭窄的人其实并非如此。孙权刚刚执掌东吴大权时，鲁肃打算返回北方。周瑜就劝他留下，并把他推荐给孙权说：“此人的才能适宜辅佐您图成大业，应当广泛搜求像他这样的人才，来成就功业。”
在临终时，周瑜又给孙权写信说：“鲁肃忠贞刚烈，遇事精心认真。如果让他来代替我，我就是死也放心了。”这样，鲁肃在周瑜死后就接替了他的职位，掌握兵权。
后来任寻阳令的吕蒙本是一个武将，学识浅薄，后经孙权劝告，发奋读书，长进很快。文韬武略无所不知。鲁肃见到他说：“现在您的才能和谋略，不再是‘吴下阿蒙’了。我将拜见您的母亲，并且要和你结为金兰。”这意思很明显，等鲁肃离开后，吕蒙就代替他执掌吴国的军事。
后来，吕蒙率军屯驻陆口，声称有疾病返回了京城，孙权问他：“谁可以代替您肩负重任呢？”
吕蒙回答：“年轻将领中陆逊深谋远虑，才能足以胜任重担。仔细地观察他谋划思虑，终究能够肩负大任，没有人可以超过他。”
于是，陆逊接替了吕蒙。
这四个人被《容斋随笔》的作者宋人洪迈称为孙吴四杰，他们在其任上都对孙吴政权做出了贡献，分别打败过曹操、刘备。
孙登的遗嘱里让父亲善待自己所提到的那些人也正是这四个人将大任交给下一个杰出人物的翻版。从这一点上讲，孙吴政权的存在无非是靠人才济济。
我们仔细读孙登的遗嘱，就会发现，他对整个国家的担忧是多么的沉重。他对父亲的种种举措是多么的担心，在他的遗嘱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个臣子对国家的无限尽忠之情，是一个儿子对父亲无限敬爱与温柔的告诫之意，是一个未来皇帝对自己不能承担大任的深深的忏悔。
如果说，孙登的遗嘱里有什么奥秘的话，那也只能是说，他看到了自己国家的潜在危机，他看到了父亲处理一些事情的不正当方法。他想用自己最后的话来唤醒父亲，希望父亲能按照自己所布置的一切走下去。
可惜，这一切并没有被孙权所采纳，在他死后，孙权的昏庸导致了孙吴政权的崩溃。我们不可以假设孙登若在，孙吴政权是否能永远地存在下去。因为孙登毕竟死了，他的死于生者来讲是大痛苦，于整个孙吴政权来讲是最大的不幸。
昭明太子：一个不可多得的文人太子
洁身而去
公元531年三月，梁武帝太子萧统在他所建的后池游园。他先是在岸上走了一会，接着就想下池去采摘荷花。陪他上船的人看他心不在焉，就有些担心。他们知道，最近宫里的诸多传言或多或少地对这位太子产生了一些影响。雕着鲜艳花朵的船行驶到池子中央时，忽然船身一震，萧统因为正站起来摘一朵荷花，重心不稳，掉进了池子里。船上的人吓坏了，慌忙跳进水中救太子。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太子弄到了岸上，经过一阵摇晃叫喊，太子醒转过来了，忽然就很痛苦地叫了一声：腿。
众人一看，太子的腿鲜血淋漓，可能是被池子里的植物刺破了，众人又把他扶回寝宫，有人就想去报告给皇帝，被太子拦住了。太子说，父亲已很忙碌，何必为这一点小伤去惊动他老人家呢。
但许多天后，伤口仍不见好，腿又肿了起来。梁武帝见太子多日不露面，就派使者过来探问，太子只好以偶感风寒为借口打发了使者，并勉强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自己是小病，不要为自己担心。
可到了四月份，病情突然恶化。太子在床上几乎不能动，浑浑噩噩。侍从们不忍心看到太子这样，便找一个人偷偷地去告诉梁武帝。梁武帝闻讯后，立即赶过东宫来，是时，太子已永远地离去了，年仅三十一岁。
梁武帝痛不欲生，老泪纵横。下诏书让用天子之礼殓葬太子，加谥号为昭明。五月，葬于安宁陵，下诏命司徒左长史写作哀册文。太子之死震动朝野，京城男女奔走宫门吊丧，人群塞满了道路，哭声震天。其他地方的人民知道了太子的死讯后都极为哀伤。531年四月的梁朝上至天子下及万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526年十一月，昭明太子的母亲丁贵妃去世。昭明太子派人买到了一块好墓地，正要准备修葺下葬母亲时，有一个卖地的人找到了梁武帝身边的太监俞三副。跟他讲，自己有一块地很想卖，如果能高价卖给太子，俞太监可得其中的三分之一。俞太监心动，便跟梁武帝说，太子现在要安葬母亲的那块地不是不好，但有一块地要比这块更好。
梁武帝问道：“墓地有好坏之分吗？”
俞太监急忙道：“当然有，您的夫人的墓地或多或少地对您有一点关系啊。”
梁武帝大惊，“好，你让太子换墓地。”
就这样，昭明太子把母亲安葬到了俞太监买回来的墓地里。过了不久，有个江湖术士看了那块墓地后，跟太子说，“这块墓地折您的寿啊。”
昭明太子也大惊，“我该如何是好？”
术士道：“可设法延长寿命。”
按照术士的交代，昭明太子将制成的蜡鹅和各种物件埋在了墓旁。本来，这件事也就这样过去了，埋在土里的东西，很难见到天日。况且，昭明太子只是为自己着想，并无谋害他人之意，说穿了，无非是为自己祈福罢了。可因为两个太监(又是太监！)，这件事居然成了昭明临死时都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恨事。
这两个太监的名字叫鲍邈之和魏雅，两个人都很受昭明太子的喜爱。但后来，太子疏远了鲍太监而更加对魏雅亲近。鲍太监就把自己在东宫听来的事情告诉了梁武帝。梁武帝心下怀疑，但还是派了几个人去墓地挖了一回。果然，挖出了东西来。梁武帝大怒，准备将此事一查到底，幸好有大臣觉得此事只是小人从中作梗，况且，昭明太子平时所为没有一点不孝的痕迹。如果这样地查下去，对太子很不利啊。
梁武帝想到了太子平时的孝道，觉得也是，但此事不应该就这样不了了之，他将那个术士捉了起来，杀掉。太子因为此事，总觉得对不起父皇，在他临死时，还跟侍从说起此事。他以为自己只是在为自己祈福，想不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诅咒父亲了。
这对昭明太子来讲，简直就是大不孝。他当初对母亲是何等孝顺，母亲死后，他从丧处徒步走回东宫，直到母亲入殓，滴水未进，每次一想到母亲，就会哭得昏天黑地。父亲给他带信说，哀伤不应毁伤天性，圣人说，如果一个人经受不住死去的人给自己带来的感情，那就等于不孝。我还在世，你却如此，你对母亲有孝心，难道对我就没有了吗？
昭明太子这才忍住悲伤，开始努力加餐饭。丧礼过后，太子整整瘦了一圈，当太子以瘦弱之身入朝时，大臣们无不为之感动而落泪。可他却在墓地这件事上做出了对父亲不孝的举动，在他有生之年，如何肯原谅自己呢？
每个了解他的人都明白，他的本意并非是诅咒父亲，但小人们的解释其实也不无道理：只为自己祈祷长寿，而不理会父亲，这就是不孝。
在池子中落水，伤情即使有大碍，无非是身体上的。作为帝王之子的昭明太子养尊处优，又有御医服侍，即使不能安然好转，也不至于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死掉。或许，过多的还是那件墓地事件以后，昭明太子始终充满了自责。在心理上，他其实早已病倒了。
在他死后，梁武帝其实并没有原谅他。昭明太子的儿子并没有按照礼制被封为皇太孙。这也说明，墓地事件的确成了梁武帝心中永远的痛，即使昭明太子已经死去，在其内心深处，他也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儿子的所为。
太子之死归根结底于长满了荷花的池子，或许，上天对这位太子仅有的一点公平就体现在这里吧，是让他洁身而去的。
维摩时时显聪慧
昭明太子名萧统，字德施，小名维摩，梁武帝在近不惑之年，维摩来到了人间。502年，梁武帝立其为太子，当时因为年纪幼小，所以就住在宫里。到了507年，太子出宫住进了东宫。萧统的聪明是一般人所无法比拟的，三岁时学习《孝经》、《论语》，五岁时已读遍《五经》，并且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510年九月，他就能在寿安殿讲解《孝经》，讲起书中大义头头是道。引得大臣们称赞不已。太子十二岁时，在宫中看到狱官办理案件评议罪犯的事，便问左右官员，这些人是做什么的。有人回答他，这些人是司法的廷尉官员。太子道：你把他们的文书拿过来给我看。翻了一遍后，他发现上面的罪犯都很可怜，就说，我能代表你们判决这些人吗？主管官员见到这个小太子很认真的样子，就说，当然可以。不过，殿下您要知道这些人所受刑罚可是很重的。
维摩点头，就在文书上开始写起判决书来。主管官员拿到文书后，只见上面的所有罪犯都签判打五十杖。他不知该怎么办，就去问梁武帝。梁武帝大笑，说，既然你跟太子说了他可以判决这些人，那么，就按照他判决的去执行吧。
从这以后，太子经常对案件进行审理，主管官员认为太子只是仁慈，所以，只把想要从宽发落的案犯的案子交给太子。但有一次，主管官员呈上了一份建康县令审判的一件诬告人诱骗人口的案子，案子翻过来后，县令认为太子之仁慈，若审理此案必会从轻发落，就只将诬告人打了四十下屁股。太子审理后，道：“他要是犯了罪，便应该全家妻儿同受刑罚，如今只是宽大不按罪判刑，难道可以轻罚了事？”下面人问该怎么罚，太子道：“罚他去服冶铸劳役十年。”
后来诸多官员才知道，太子虽然仁慈，但对于故意犯罪之人却很严酷。由此也明白了，太子除了仁慈之外，还有智慧。
522年，昭明太子的叔叔萧憺去世。按照旧礼仪，长辈死后，东宫在丧礼方面不能和旁系发生关系，也就是说，昭明太子不得对叔叔的死有任何表示。一切文书信件都要按照平常的样式进行。昭明太子觉得这种规定很可疑，他跟太子仆刘孝绰谈论此事。
刘孝绰说：“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张镜的《东宫仪记》所赐。其中有这样一条：朝廷有发哀出丧的事，东宫停止奏乐一个月以上;鼓吹乐队也要停止演奏，穿丧服的期限和上面相同。丧礼不和旁系亲属发生关系的意义就在于解除丧服，丧服虽然可以脱掉，但是悲伤之情又怎能卸去呢？既然有悲伤的情感，书面上应称‘兼慕’，过一个月停止号哭之后，依照常规可以奏乐，称为‘悲竟’，这样才有道理啊。”
最后，刘孝绰认为，叔叔死了，东宫应该自称“兼慕”，一直到停止号哭之后。
于是，昭明太子下令说：“张镜《东宫仪记》在旁系亲属问题上有一些不合人情之处，我认为，张镜前后矛盾，首先他说太子要停止奏乐一个月以上，但却说东宫不能和旁系丧礼发生关系。那么，东宫是该悲伤呢还是只休息一个月，一个月后再奏乐玩乐？”
张镜是南朝宋人，少时与光禄大夫颜延之邻居，颜饮酒谈义，喧闹呼叫，而镜静默无言。后延之闻镜与客谈，辞义清雅，心内折服，自此不复酣叫。在新安太守任上时撰《东宫仪记》，遂成后世东宫之必学礼仪教科书。
昭明太子却对这样一本权威教科书提出质疑，很是难得。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后来《昭明文选》的流传后世，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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