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武汉被国民政府军委会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处决，这是抗战中第一个被军法处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是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按军法处死的军衔、军阶最高的国民党军将领。
数次开罪蒋介石
九一八事变后，韩复榘(字向方)看出蒋介石宁可屈辱求和，也不想和日本人打仗，于是便借机扩充军队，加强自己的实力。他首先把他的五师一旅补足兵员，又办起了地方武装，同时健全了地方行政机构，统一了政令。为使财政不虞匮乏，他又办起了民生银行和平市官钱局，进而掌握了山东全部地方金融。
韩复榘是国民党中委和山东省党部常委，但他不是借党自重，而是党同伐异。1931年春，他把国民党沾化县党部常委马丹亭装入麻袋扔到海里淹死。及至南京方面查询，他迁罪于山东省党部常委CC分子刘涟漪，并把刘逮捕后驱出山东。接着，他借口山东是日本人的敏感区域，解散了反日会，取缔反日宣传;后又借口财政困难，拒绝执行南京政府收回地方银行纸币的通令，并两次截留中央税款，控制南京设在山东的税务机关;不久又停发了国民党各县党部的经费，并勒令解散，停止活动。
韩复榘这一系列举动令南京政府非常恼火，但因九一八后华北多事，又因冯玉祥此时寄居泰山，韩冯亲近，南京政府对韩复榘只好暂时隐忍宽待，没有过于追究。
然而韩复榘开罪南京，却令日本人大为高兴，他们认为韩复榘可以利用，想抓住他再树起个“第二满洲”。从此，日本人像韩复榘的影子一样，缠着他不放。
但九一八事变后，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和南京政府的丧权辱国，让韩复榘有了一些感触，一是人民明辨是非：爱国，人民就拥护，辱国，人民就反对;二是南京政府不仅不抗战，而且还要借战争消灭异己。而这后一点感触对他影响尤大，促使他牢牢地掌握着军队。
淞沪抗战后，十九路军被调驻福建，这令该军将士反蒋情绪日趋强烈。1933年11月22日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代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余心清(代表冯玉祥)等，与全国部分省市代表聚集福州，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举起反蒋旗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
韩复榘十分希望闽变成功，他与寄居在山东的前北平市长何其巩秘密商议，由何拟稿，以韩的名义向闽变中的人民革命政府发电祝贺和响应。而这更加深了蒋介石对韩复榘的猜忌。
1935年6月中日签署《何梅协定》，日、蒋、伪逼着宋哲元和萧振瀛搞华北妥协，华北特殊化，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国民党中央在华北的机关全部撤走。在这种情形下，日本人感到山东介于华北和南京之间，韩复榘举足轻重，韩向北倒，“华北五省三市自治”有可能实现;韩向南倒，必然会阻止华北形势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日本人看清了这个形势，指示驻济日方人员对韩复榘进行拉拢;韩复榘也看到了这一形势，他狡猾地和日方敷衍着，想用这张牌既稳住日本人，又挟制南京，使蒋介石不敢向他立即下手。
在济南，日方出面同韩复榘勾搭的是驻济南武官花谷中佐，他频繁地在山东省政府出出进进。最初韩复榘还是当众接见花谷，后来就是到密室会谈。韩复榘还特别邀请了一个叫朱经古的日本通来参加他们的会谈。朱经古是济南私立东鲁中学的校长，很受日本人器重。据朱经古透露，花谷要求“山东独立”，韩不答应;要求山东参加“华北五省三市自治”，韩表示可以考虑。花谷得意洋洋地认为，韩复榘基本应允了，可能留有条件，他在山东已掌控了韩复榘。
1935年8月，花谷同日本军部两名军官到济南拜访韩复榘，邀请韩复榘去天津洽商要务。韩复榘推托公务太忙，不能脱身，有事可在济南商谈。于是，日本政府派出以浅沼为团长的5人经济考察团到济南，住在日本领事馆。西田领事设宴邀请韩复榘在领事馆会面，同时被邀请的还有程希贤、葛金章、过之纲、韩多峰、闻承烈、王守德等人。另外东鲁校长朱经古，校董丰田(日本人)，驻济日本武官石野、花谷等也被邀参加。
客人到齐后，花谷把韩复榘拉到一旁坐下，取出一张地图铺在桌子上，并指指点点，小声说着。后由朱经古翻译，大意是黄河决口，已将山东和南京隔开，你这里通电独立，南京也无奈你何。韩复榘模棱两可。西田恐把宴会搅乱，当着代表团的面不好看，就请韩复榘和花谷两人入席。席间，浅沼大谈中日亲善的好处。正说着，花谷突然神经质地站起来忿忿地说：“什么中日亲善？这是瞎说，是胡说！中日不会亲善的，要亲善只有打，一打就亲善了。甲午年、庚子年，中国打败了，亲善来了，这是中国人的脾性！”花谷这番话，不仅令在坐的中国人不满，连浅沼等日本人也认为花谷失态。为顾全脸面，西田只得用日语制止他。这时韩多峰向韩复榘请示说：“我说几句吧？”韩复榘说：“秀岩(韩多峰字)谈谈吧。”
韩多峰请西田翻译，然后说：“浅沼先生说中日亲善是很对的。但要真亲善，日本应当帮助中国富强，而不是像花谷先生说的‘打’。以简单的例子说，中国禁毒，而卖毒的是些什么人呢？日本人开设烟馆，用飞机运毒来毒害中国人，这难道是亲善吗？道理很明显，不用细讲。今天花谷先生这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能说是亲善吗？不只是礼貌失态，侮辱了我们，遗憾的是也侮辱了贵国所倡导的中日亲善！”几句话说得花谷一时无话可说。在座的人因花谷招来了韩多峰这么一番话，也都侧目向花谷注视。
韩多峰接着说：“我是个军人，当然离不开打仗。多年来使我认识到中国兵书上‘佳兵不祥’那句话。兵力强，装备好，即使打了胜仗，也搞个民穷财尽，得不偿失，结果是两败俱伤。花谷先生应该三思，‘打’不是好办法，真亲善才是正途。”
韩多峰话音一落，大家纷纷鼓掌，结束了这个窘局。
虽然闹了这么一场“逼宫”似的丑剧，但日方尚未在山东寻衅，所以山东一直平安无事。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到山东，韩复榘看了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内容，又同何其巩商议，仍由何拟稿，于12月21日发电，响应张、杨的主张。
1937年3月驻华北日军派坂垣带参谋花谷大佐乘飞机到济南接韩复榘到北平开“五省会议”，预谋以韩复榘为首主持华北自治。韩复榘恐背上汉奸骂名，仍与日本人虚与委蛇。尽管如此，韩复榘与日本人频繁联系的情报还是源源不断地灌入蒋介石的耳中，使蒋对韩的疑惧越来越深。
擅自撤退成导火索
全面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任命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定宋哲元、石友三、韩复榘部归其指挥。
然而此时，韩复榘却与偷偷来到济南的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搞了个秘密协定：山东保持中立。
土肥原走后，韩复榘召集师长们开会，把土肥原要山东独立，至少要中立，要韩部不抗战，不让中央军过境，不在山东作战，日军保证不打山东，不轰炸济南的话说了一遍。然后他说：“我想答应他们，发个通电表表态，你们看如何？”师长们一时鸦雀无声。待了一会儿，孙桐萱对韩复榘说：“主席真这样做，恐怕第三路军官兵不同意，跟主席走的就不多了。”
韩复榘听了，心中既惊又喜，随即又问其他人：“你们怎么想的？”大家都注视着他，没人吱声，可表情上似乎都同意孙的意见。
会议表面上没形成一致意见，但却使韩复榘感到满足。他觉着这些跟他多年的部下还没有抛弃他。
消息传到冯玉祥那里，冯紧急密电蒋介石。蒋介石一面派蒋伯诚驰往济南安抚，一面急调广西部队5个师集中徐州，准备应变。
同时南京政府为激励韩复榘的抗敌决心，委任韩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并仍兼山东省政府主席，还拨款400万元防务建筑费，要韩复榘负责黄河以北防务。
9月下旬，津浦前线阴雨连绵，敌我双方隔砖河相持，战况沉寂。此时，冯玉祥决定以奇兵制敌。但韩复榘未作积极响应，失去歼敌良机。
10月1日砖河防线被突破。
10月5日，冯玉祥长官部人员依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平汉线转移。
11月初，冯玉祥派吴青旺携亲笔函去济南见韩复榘。信中勉励韩复榘要做民族英雄岳飞，流芳千古。冯还在其日记中写道：“复榘，复榘，你是好孩子，要做民族英雄，要为抗日而死！”可见冯玉祥对韩复榘的关心和期望之深。
同月，日军香月清司部准备向山东大举进攻，韩复榘知道不打是不行了。于是他下令把省府迁往宁阳，以免遭日机轰炸。他的妻子高艺珍及次妾都不愿远去，只好暂送曹县，而其妾纪甘青被送到银川。
11月中旬，韩复榘反攻德州。兵到济阳即与敌遭遇，手枪旅仓促应战，抵挡不住退了下来。韩复榘率贾本甲团不过百人，在一个村庄里被敌包围，几乎被俘。贾团长腿断致残，卫队长牛耕林当场阵亡，其他卫士伤亡殆尽，韩复榘奋力突围穿越济阳县城甩脱敌人，逃回济南。
日军随即追至黄河北岸，占据鹊山，并不时炮轰济南。韩复榘为防日军过河，将黄河大铁桥炸毁。
日寇打到黄河北岸后，韩复榘修书一封，派一个副官送到曹县妻子高艺珍处。此信为毛笔书写，后被其家人作为遗书保留下来，原存高艺珍处，高1956年去世后由其女保存。十年浩劫，此信因抄家遗失，但其子等曾各录一份副本留念，使信的原文内容保存下来。
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大姐(据韩复榘次子韩子华说：我母亲长我父亲两岁，所以父亲称其为大姐)：
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必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请大姐再勿为我操心，只要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我即感激之至。现派人送去伍千元作为今后之家用，望查收。
致安好。
向方
不久，日军运来远程大炮威胁济南，千佛山也成了日寇炮击的目标。蒋介石曾允诺增调大炮支援黄河南岸守军，但没实行，还反将已在黄河南岸的大炮调走，这使韩复榘甚为恼火。
前不久，在徐州的司令长官李宗仁曾来济南与韩复榘商计第五战区作战计划。拟好的计划是要三路军退到沂蒙山区，使日军不敢急速南进。韩复榘当场表示反对，说：“南京不守，南路日军快打到蚌埠了，北路日军再过黄河，南北一挤，我军没有接挤，没有给养，想把我们送礼，叫我们吃‘包子’呀！”韩复榘情绪激动，冲口而出，令李宗仁非常尴尬，闹了个不欢而散。
韩复榘料想济南不能长久支持，遂令后勤部门将军需物资向南阳运送。战区截留未成，蒋介石来电也未能制止。李宗仁电令韩复榘不要把后方放在第五战区以外，韩复榘傲慢地在来电上批道：“现在全面抗战，何分彼此。”秘书照批作复，李宗仁接电后极为震怒。
1937年12月22日夜日军从清河镇以南渡过黄河，谷良民部退至周村。韩复榘决定将省府再迁曹县，命令向黄河以北发炮百余响，并留十二军军长孙桐萱断后，将省府各要害机关房屋烧掉，向南撤退。
得知韩复榘要撤离，蒋介石急电韩复榘死守济南，不要撤退，但韩接电时已到泰安。李宗仁来电要韩复榘守泰安天险，韩复榘回电称：“南京不守，何守泰安？”蒋介石再电韩复榘死守泰安时，韩已退到济宁了。李宗仁接电后，认为韩复榘无视军令，不顾国家大体，擅自撤退，破坏抗战，心中异常恼怒，遂向蒋介石建议严办韩复榘。此时，蒋介石也觉得韩复榘这个人靠不住，他既和土肥原有勾结，又和刘湘有联系，外传他还想撤到汉中，再联想到韩对闽变和西安事变所持的态度，更觉韩复榘实在可疑、可恨，便存心要处置他了。
被诓开封命陨武昌
撤到济宁的韩复榘心烦意乱，他令省府再迁宁陵，并把总指挥部参谋长等人赶到巨野，部队分布到济宁、兖州、嘉祥、邹县一带，自己带着一个通讯队留在济宁。通讯队长是个女的，回民，曾获山东武术比赛优胜，兼作韩的镖师。
1938年1月7日，日军桑田部抵济宁东面的八里铺，沼田部也向济宁以东逼进。见两路敌军来势甚猛，韩复榘遂放弃济宁，退集曹县、单县、成武、金乡等地，准备进入河南，以图东山再起。
1月11日，蒋介石、白崇禧到开封召集北方将领军事会议。李宗仁电令韩复榘前去参加。但韩复榘因有擅自撤退一节，心怀忐忑，不敢前往。同时他接刘湘密电：开封会议于兄不利，最好借故不去参加。于是他推说军事吃紧，复电不能前往。李宗仁接韩复电后，即上报蒋介石。蒋介石则要蒋伯诚再去电，务必要韩复榘到会。蒋伯诚即去找韩复榘驻开封代表靳文溪，对他说：“蒋、韩过去有些误会，只要一见面就自然解释清楚了。要是不来，意见越深，闹下去，我看对他不利。我也和向方共事多年，彼此肝胆相照，故此说这些话。只要他肯来，我保他没事。”靳文溪相信了蒋伯诚的话，就给韩复榘发去一个电报，说蒋伯诚在开封等他，并且和老蒋谈妥，一切误会见面后可解决。韩复榘这才改变主意，决定到开封参加会议。
听说韩复榘前去开封参会，总指挥部的幕僚人员大吃一惊，急忙乘车追赶拦阻，然而此时韩复榘的车队已出省界，追赶的人只得怏怏而回。
抵达开封后，韩复榘受到河南省主席刘峙、武汉来的白崇禧和徐州来的李宗仁的热情接待，他的卫队也安置在了他住的地方。韩复榘见此情形，心中安稳了许多。
然而，蒋介石最后还是将韩复榘扣了起来，并随即解赴武汉，押在武昌市平阅路33号内院一座小楼上，此处在“委员长武昌行营”斜对过，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所在处。
1月23日国民政府下令免去韩复榘的所有职务，委任沈鸿烈为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由十二军军长孙桐萱继任。随后指派何应钦、鹿钟麟、何成溶为审判官，徐业进、贾焕臣为军法官，组成最高军事法庭，以鹿钟麟为庭长，会审韩复榘。
不久，武汉的报纸根据法庭的公报，堂之皇之地报道了大审韩复榘的消息。可此时韩复榘却还什么也不知道，他并未出庭，也没人要他出庭。最后，法庭经过研究来了个缺席审理，给韩复榘定了十大罪状，判处死刑。
这十大罪状是：一、违抗命令，擅自撤退;二、按兵不动，拥兵自保;三、勾结日寇，阴谋独立;四、收缴民枪;五、纵兵殃民;六、派销鸦片;七、破坏司法独立;八、擅征和截留国家税款，破坏税制;九、侵吞国防经费;十、扰乱金融。
1月24日晨，有人上楼对韩复榘说：“何部长请韩主席。”
韩复榘便由楼上走下来。刚走到楼梯底，身后忽然枪响，韩复榘一惊，大呼：“有，有刺客！”接着又是一枪响，韩复榘立定不动，随即枪声再响，他倒了下去。
韩复榘死时48岁。
高艺珍在漯河听说韩复榘被扣解往武汉，便预料韩此行不吉，痛哭了一场后，打算亲自到武汉探望韩。还未成行，驻军河南的郑洞国忽差人告知，明日来看望她。高艺珍想，韩复榘和郑洞国一向没来往，这次来可能是要抄她的家。于是，她召集随她来漯河的卫士连连长窦来庚及副官、家人等在一起商议，决定次日郑洞国来之前，将所有带来的箱子都打开，放在屋内靠墙边，卫士连带来的武器也都拿过来堆在桌子上。
次日上午，郑洞国带着卫士乘车来到漯河与高艺珍相见。高艺珍说：“向方犯罪，郑将军来此，想必奉命查抄我家。喏，这是我的全部财产，卫士连也集合在院子里，武器在桌子上。郑将军，请验收吧。”
郑洞国一见这阵势，赶紧说：“哪里，哪里，请您别误会。韩主席获罪，自有公论。我是奉蒋委员长电话之命前来慰问您的。您有什么要求或缺什么，请告诉我，我代转达。”
高艺珍说：“我有几点要求，请将军转告委员长：一、我想去武昌探望向方，是否可以？二、我今后无需人保护，这个卫士连并非一般的卫队，他们是山东国术界名手，连长窦来庚原是山东省国术馆馆长。现在他们一致要求回山东参加抗战，请批示。三、我们用不着武器，卫士连如果回山东，他们也不带武器走，这些武器是国家的，请收缴。”
郑洞国说：“您的这些要求，我现在还无法答复。等我回去转请蒋委员长批示。如果您没别的话说，我就告辞了。”
隔了一天，郑洞国又来了。他对高艺珍说：“委员长对您的要求回了电话。关于去武昌的事，您不便去，可以派一个副官去看看他;卫士连可以回山东，武器可以缴上来。还有，委员长为照顾您全家的生活，已令山东省民生银行拨给您十万元作家用。”
高艺珍为了探听韩复榘的生死，便嘱咐一副官去武昌探监。副官到了武昌，恰巧碰上了由银川赶来的纪甘青。原来纪甘青听说韩复榘被扣押武昌行营，便多次和马鸿逵商量办法，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于是纪甘青决定亲自走一趟，马鸿逵这才用自己的小车把她送到武昌。
此时，韩复榘已被处决。法庭批准纪甘青和高艺珍派来的副官前去看尸。
看到棺木，纪甘青泣不成声。看守打开棺盖，纪甘青见韩复榘安祥如旧，不像受过刑，情绪这才稍定。军法官通知纪甘青，明日韩复榘的灵柩将被安葬在豫鄂交界处的鸡公山墓地。
次日，纪甘青带着副官坐火车赶到鸡公山基地，在那里等候灵柩到来。安葬韩复榘的墓穴已经修好，并有一块石碑立在一旁，碑上刻着“韩复榘之墓”5个大字。
韩复榘安葬后，纪甘青哭祭一番，仍乘原车返回银川。解放后，纪曾到北京探视过高艺珍，并祭扫了韩复榘之墓(1954年韩复榘的灵柩经人民政府批准，由其子女迁往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安葬)。
探视韩复榘的副官待韩的灵柩在鸡公山安葬后返回漯河，向高艺珍汇报了此行详细情况。高艺珍得知韩复榘已被处死，十分悲伤，子女们也都悲痛万分。特别是其长子韩嗣燮(字伯阳)因受刺激，导致精神错乱，以后住进北京精神病院，后来死在那里。
高艺珍离开漯河时，韩复榘的小妾“红菊花”对高艺珍说：“主席已死，大姐一人肩上的负担很重，我不会做什么事，今后我不愿再拖累大姐了，我想仍回山东老家。嗣蟥是主席的骨肉，请大姐抚养他成人吧。” “红菊花”年纪轻轻，高艺珍本不愿留她同自己过以后的日子，既然她本人提出，便送她走了。
韩复榘共育有4子，高艺珍为他生育了3个：大儿子韩嗣燮;二儿子韩嗣燠(解放后考入军政大学，毕业后参加抗美援朝，复员后在兰州电力技工学校教书);三儿子韩嗣烽(曾在四川军校受军事教育，解放后在陕西某交通部门任职);四子韩嗣蟥(曾留学奥地利，后定居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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