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之前，妇女已经在太平天国掀起的浪潮中显示过自己的力量。但太平天国的妇女多来自底层，难以摆脱被利用的命运。到了清末，闻风而起的多为知识女性，在争取女权方面就主动多了。安徽才女吕碧城，起先是拿笔做刀枪，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抨击时政、提倡女子教育。她继而受到翻译大家严复的栽培、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赏识，年纪轻轻就做上了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的监督(相当于校长);居住在杭州的满族女子惠兴，自己动手筹款兴办女子学堂，当看到办学的钱远远不够，就自杀明志，以自己的生命推动妇女教育。
兴办女学，需要女教师。对女教师的巨大需求刺激了女生留学事业的发展。当时去欧美留学殊为不易，一大批人就近去了日本。清末的留日学生当中，女生占了1%。她们大部分是自费，很多是跟着父亲和兄弟一起去的日本，也有极少数是官派。别小看这区区的1%，她们当中充满了“不安分”的人物。在留学高峰的那几年，她们先后发起了6个组织，创办了7份出版刊物，讨论妇女问题，批判旧观念、旧习俗，提倡天足、女学、婚姻自主等。
虽说当时留日的女生基本上都是抱着学成后回国教书的目的去学习，但日本后来渐渐成了反清革命党的大本营，很多女留学生非但不回避革命，反而应声而起，表现出不让须眉的风采。1903年留日学生中掀起拒俄运动，组织“拒俄义勇队”，就有12名女生加入。1905年孙中山与黄兴携手组建了同盟会，吸引了将近20名女性加入，包括秋瑾、唐群英、张汉英、何香凝、吴木兰等人。革命，成了比教书更值得奋斗的事业。
敢于参加革命的女性，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男子。1905年，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压力下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大哗，陈天华在激愤之下蹈海自尽。自费留学的秋瑾就属于激进派。在陈天华追悼会上，她甚至拔出佩刀，对不肯回国的鲁迅、许寿裳等人呵斥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1907年7月秋瑾在绍兴的大通学堂主持浙江地区起义，打算与远在安徽的徐锡麟遥相呼应，却因为机密泄露而被捕。被捕后两天，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引颈就义。
秋瑾之死在社会上引起了极为强烈的震撼。上海的《申报》、《时报》、《神州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做了连续报道，并刊载多篇同情秋瑾的文章。她那文采飞扬的诗文和独树一帜的男装照片也频频见报，激发起人们的无穷遐想。到后来，不仅是新闻报道，连有关秋瑾的小说、戏曲也纷纷出台，舆论的浪潮越掀越高，站在秋瑾对立面的清廷大员们的公众形象一败涂地。
通俗历史总不免把典型人物加以放大，以至于让秋瑾的耀眼光芒遮掩了当年与她并肩战斗的同志们。另一位辛亥女杰唐群英，名声不及秋瑾响亮，豪气丝毫不逊，并具有更为成熟的政治素养。唐群英是湖南人，当秋瑾在湖南做媳妇时两人相识，结为至交。正是受到秋瑾的影响，唐群英也去了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她曾参与策划过花石起义，武昌起义之后又与张汉英一起组织过女子北伐队，亲身上过战场。辛亥革命成功后唐群英获得了二等嘉禾勋章。
辛亥革命期间，妇女界组织了多支军事组织，除了上面提到的北伐队之外，还有女子军、女子军事团、女子光复军、女子尚武会、女子决死队、女子暗杀队等等。上海一带由于妇女新式教育起步较早，女子革命队伍尤较北方活跃。不过，组织武装更多的是一种姿态，到底有多少队伍真的上过战场并无确切统计。但那时的革命女性已经很自然地发挥起女性的优势，在医疗、后勤、侦探情报等方面担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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